對於同一地區在不同時期編修的地方誌，習慣上在方誌的正式名稱前標明纂修時代，以示區別。如浙江嵊縣誌，現存的就有：宋代的《（嘉定）剡錄》10卷；明代的《（弘治）嵊縣誌》10卷、《（萬曆）嵊縣誌》13卷；清代的《（康熙）嵊縣誌》12卷、《（乾隆）嵊縣誌》18卷、《（道光）嵊縣誌》14卷、《（同治）嵊縣誌》26卷，以及1918年修，1932年又續修的《（民國）嵊縣誌》32卷。這樣連續地編修地方誌，代代相傳，綿延不絕，在我國已經形成一種可貴的傳統。如果從隋、唐時代各地要定期向中央編報圖經（早期的地方誌）算起，這個傳統已經保持了一千多年。
編修新誌的辦法，可以是將舊誌作基礎而核實、補充，也可以編續誌，就是隻收編上次地方誌修成以後的新資料。不論用哪種辦法，總是以反映從上一次修誌到現在的情況為主。所以，地方誌不僅有地區特色，還必然帶著它誕生的那個時代的深深的印記。地方誌的類目也總是隨著曆史的進展而不斷增加或調整。例如，最早人們隻知道從古典文獻中去了解曆史。宋代學者在史學領域中開辟了一個新的園地——金石學，把曆史研究的範圍，從古典文獻擴大到了古代的金石器物。從宋代開始，地方誌才普遍有了“金石”、“碑記”這一類類目。河南安陽是殷朝故都，早已是著名的文物之鄉，清朝末年又在這裏發現了甲骨文，這個新的考古發現震驚了天下。《（民國）續安陽縣誌》就在“續金石錄”之後，又增加了“甲骨文”一項，不但有關於殷墟文字的著作書目、甲骨文出土遺址的攝影和考證等資料，而且還選擇拓印了100多片甲骨卜辭，以反映這項最新的科研成果。明代邊患嚴重，明誌中“兵防”的內容就很突出。鴉片戰爭以後，麵臨著帝國主義的侵略，誌書中就大量出現了有關對外交涉、租界、侵略和反侵略戰爭的門類。
正因為每一部誌書都以記錄最近一段時間為主，時間近，就便於調查，便於核實，就能夠記載得比較準確和詳細，能夠將許多可能轉瞬即逝的材料保存下來。將同一地區一次又一次編修的地方誌合起來看，就是一個完整的古今資料的總彙，可以連續考察一個地區的曆史和現狀。將各地曆代的方誌合起來看，就可以連續考察整個國家的曆史和現狀，其資料的豐富與完備，是任何其他著作無法相比的。
地方誌所具有的這些特點，使它成為極好的國情、省情、市情、縣情教科書。從唐、宋以後，新到任的地方官都要先找當地方誌看。南宋哲學家朱熹曾做過南康軍的知軍（治所在今江西星子縣。“軍”是宋代行政區劃的一種，和州、府平級），到任的時候，下屬官吏載酒相迎，他卻首先問誌書帶來沒有。清人編的《吏治懸鏡》一書，講到清朝官吏走馬上任時要奉行32條“初規”，其中第三條就是“覽誌書”，以便了解當地的山川地理、租賦輕重等，作為決定治理方針的參考。過去編的地方誌盡管存在種種不足，由於它的資料詳明，對於今天的革命和建設仍有重要的借鑒作用。1929年紅軍打開江西興國縣城，毛澤東同誌住在縣圖書館，有人去向他請示工作，見他正在津津有味地看興國縣誌。到了瑞金，又請瞿秋白同誌幫助找瑞金縣誌來讀。1949年以後，他每到一地視察，總要開出一批書單向當地圖書館借閱，其中少不了的就是誌書。地方誌成為他了解各地風土人情的一個重要的知識來源。
千百年來，中國大地曆盡滄桑。多少叱吒風雲的英雄人物隕落了，多少煊赫一時的皇朝消失了，中國地方誌的編研工作卻不僅沒有衰落，反而日見興旺發達，這和它的上述四大特點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