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統一天下，廢除了分封製，將郡縣製推行到全國。從此，中央政府對地方的管理更加直接，對地方資料的需要更加迫切。全國性的地理總誌，以及從各個側麵介紹地方情況的著作，就在這樣的氣候下蓬勃成長起來。它們的名目繁多，稱為地記、地誌、都邑簿、郡書、圖經等。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將它們統稱為“雜述”（見劉知幾《史通》卷十）。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繁榮的雜述，為綜合性地方誌的誕生準備了一片沃土。
一、千峰競秀的史地雜著
秦是一個短命的王朝，它在統一全國之後，隻維持了短短的十幾年，沒有來得及留下什麼重要著作。但是秦在實現統一的過程中，無疑要收集大量各國的圖書文檔，以備治理天下參考。公元前206年，漢高祖劉邦占領了秦國都城鹹陽，其他將領爭著分取金銀財帛，隻有丞相蕭何急忙先去接收秦朝王室官府的圖籍，其中就包括秦代積累的有關各地的材料。因此，劉邦得以詳細地知道天下的關塞險要，戶口多少，兵力強弱和民眾的疾苦，為他最後戰勝項羽奪取天下做了必要的準備。
待到國家穩定了，漢朝政府隨即命令全國各地，將記載經濟、貢賦等情況的“計書”和記載山川、風俗的“郡國地誌”上報給太史。據《隋書·經籍誌》記載，到漢武帝時：“計書既上太史，郡國地誌固亦在焉。”太史那裏的資料已經相當齊全。這是全國各地要統一向中央彙送本地資料的最早的曆史記載。
統一的局麵，充足的資料，以及中央集權政府對全國加強行政管理的需要，為編寫全國地理誌創造了良好的條件。西漢成帝時，宰相張禹曾命令他的部下朱贛調查全國的風俗，編成《地理誌》一書，可惜沒有流傳下來。
東漢末年，擔任蘭台令史的班固，利用蘭台（漢代宮廷收藏圖書檔案的處所）的圖籍，吸收朱贛等人的成果，寫成《漢書·地理誌》。這是班固所著的西漢史《漢書》中的一篇，是我國第一部以一朝一代的疆域和政區為綱編寫的地理總誌。它不再像以前的《山海經》、《禹貢》一類古地理書那樣以自然的山河劃分區域，而是在簡述西漢以前疆域的沿革和九州的概況以後，以主要的筆墨，按照西漢的行政區劃，分別敘述每一地區的戶口、山脈、河流、關塞、祠廟、物產等。它條理清楚，材料翔實，是我國地理學著作中一部劃時代的代表作，成為以後曆代編寫“正史”地理誌的典範。由於《漢書·地理誌》隻限於記述地理，不包含人文、社會方麵的內容，所以它還不等於地方誌中的全國總誌，但是它為以後編修全國總誌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此後，全國性的地理誌還有一些，如東漢應劭的《十三州記》、北魏闞（kàn）駰的《十三州誌》、晉代的《太康地誌》、陳朝顧野王的《輿地誌》等，不過它們的影響都不及《漢書·地理誌》，而且都失傳了。其中比較重要的一種，是晉代摯虞編的《畿服經》，據《隋書·經籍誌》介紹，此書有170卷。它除了和《漢書·地理誌》一樣地記載地理、風俗外，還記載了“先賢舊好”，開創了地誌記述人物的先例，這就向兼記史地的地方誌靠攏了一步。有人就根據這一點，認為《畿服經》已經是地方誌的雛形了。
除了全國性的地理誌以外，各種地區性的史地雜著應運而生。它們以一郡一縣為記敘對象，內容多樣，體裁各別。歸納起來，大致可分三大類：一類是地理書，一類是地方史，一類是人物誌。
地理書基本上是先秦地理書的承續，數量最多的是地記，也稱為地誌。如東漢王褒的《雲陽記》（陝西三原）、李尤的《蜀記》（四川）、陳術的《益州記》（四川）、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幾種《荊州記》（湖北）等。它們一般隻記載疆域、山川、道裏、物產、風俗，少數已注意到記錄曆史典故、古跡和傳說。地記不是奉命編寫的官方材料，它們的作者多出身於當地的世家大族，或者曾在當地做官，和地方豪族有密切的交往。這些作者自身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對當地有感情，有細致的觀察，為了給地方豪族增光，還往往借地記誇耀鄉裏的富盛，風光的幽美，因此寫來文筆流暢，生動如見。如南朝宋人盛弘之的《荊州記》，記長江三峽的奇麗景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