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誌這種文化形式，不僅在中國大地上牢牢紮下了根，甚至被傳播到了隔海的日本。明朝末年，浙江餘杭的文人陳元贇（yūn）東渡日本，在那裏定居下來。他是個多才多藝的人，在日本傳播中國的老莊哲學、公安派詩文、趙子昂派書法、製陶瓷的新技術和少林寺武術，並且是日本柔道的創始人。日本元和三年（1623），陳元贇為長門藩主毛利輝元用漢文編寫了一卷《長門國誌》（今日本山口縣），這一誌書的稿本現在還保存在山口縣，在中日關係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話。有的學者認為，以後日本陸續出現一些漢文誌書，或許是受了它的影響呢。
明代誌書不但數量增多，品種也在增加。新品種中比較重要的是邊關誌、都司誌和衛所誌。
明代的邊境一直很緊張，北方有蒙古瓦剌部和韃靼部的威脅，東南沿海不斷受倭寇侵擾；到了後期，東北女真族建立的後金政權（清的前身），更是對中原虎視眈眈。所以明朝政府極其重視邊防。它在各省設都指揮使司，簡稱都司，作為地方最高軍事機構，歸京師的五軍都督府統一指揮。在軍事要地設衛，衛下設所，由都司統轄。又在邊防重地設鎮，在邊鎮和重要的關隘派駐重兵，構成一整套防禦體係。有些地區，就由都司、衛、所兼管地方行政，不再另設省、府、州、縣。當時，即使是一般的誌書，尤其是邊境地區的誌書，也都非常重視記載兵防，例如《（嘉靖）山西通誌》，對山西各衛、所的駐軍總數、兵力分布、武器配備等都有詳細記錄，軍事方麵的內容占了全誌3/10。都司、衛所、邊鎮、關隘修的誌書，當然更加側重於武事，成為明誌中最有特色的一部分。
明代都司誌完整地保存下來的，有前後幾部《遼東誌》。明朝撤銷了元朝的遼陽行省，在這裏設立遼東都指揮使司，《遼東誌》便是由遼東都司主持修纂的。它從明成祖永樂年間開始創修，完成於正統八年（1443），這是東北地區現存最早的誌書。此後，在弘治元年（1488）、嘉靖八年（1529）、嘉靖十六年（1537）幾次續修。嘉靖四十三年（1564），李輔巡撫遼東時，看到舊誌錯訛脫落，已經沒法讀了，指示遼東都司再次重修，並改名為《全遼誌》。這一係列誌書，翔實地反映了明代邊陲重地遼東的風貌。此外，在《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四“史部地理類存目”中，記有《陝西行都司誌》12卷，據說它分為地理、建置、官師、兵防、歲計、人物六門，“簡陋而不荒謬”，究竟原書是什麼樣子，已經無從知道了。
現存最早的衛所誌是《（正德）金山衛誌》（上海金山）。它一共六卷，分為上下兩誌，各三卷，而以上誌主要記武備、兵防。此外知道名稱的還有《（正德）天津三衛誌》，這是天津最早的地方誌，但後來因失火燒毀了書板而失傳。此後又有《（萬曆）天津三衛誌》以及嘉靖、萬曆年間修的《西寧衛誌》（青海西寧）等，可惜也都沒能保存下來。
邊關誌中比較著名的，有孫繼魯的《（嘉靖）三關誌》，記山西境內的雁門關、寧武關、偏頭關；王士翹的《（嘉靖）西關誌》，記當時拱衛京西的居庸關、紫荊關、倒馬關；劉效祖的《（萬曆）四鎮三關誌》，詳記薊州、遼東、昌平、真保四個軍事重鎮和居庸關、紫荊關、山海關的建置、形勝、兵力、糧餉、職官、人物、防禦工事等。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山海關，在明代曾五次修誌。據《明史·鄭曉傳》記載，嘉靖初年，新進士鄭曉做了兵部職方司的主事，天天研讀舊存文檔，“盡知天下阨塞、士馬虛實強弱之數。”兵部尚書就囑咐他編撰了一部《九邊圖誌》，一時大家爭相傳抄。可見當時朝野人士對邊事的關心和對這一類圖書的迫切需求。
專誌在明朝也興盛起來，有山水誌、書院誌、陵墓誌、名勝誌等。總之，到了明朝，地方誌的類型已經基本齊全，形成了比較完整的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