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中國房地產怎麼辦？ 泡沫，是可以被抑製的！
針對高房價問題，2011年初央行貨幣委員會委員李稻葵曾經這樣描述:“如果北京的房價一直漲到跟紐約差不多的時候，那將是噩夢，事實上，中國的住房價格尤其是一線城市的房價，這麼快速增長已經到頭了，不應該再像過去那樣瘋狂地上升了。”
李稻葵的描述代表了目前社會的共識。今天，房地產領域已成為中央政府、利益集團和低收入居民三方利益博弈和衝突的一個聚焦點。這裏已經成為眾多集團競相牟利的競技場，開發商、海外熱錢、炒房客、中介，甚至包括銀行和地方政府都參與其中。引起這種現象，根本上說是由於整體製度的缺失和監管的缺位。政府缺乏對利益集團的有效監管和約束，而這樣發展的最終結果必定是泡沫不斷膨脹。再堅硬的泡沫也有破滅的一天，最終的“殺手”會是誰呢？經濟危機、通貨膨脹，還是熱錢離場？
目前，政府決策者已經決心扭轉這一局麵，“遏製房價快速上漲”也已成為本屆乃至下屆政府必須解決的問題。把房價壓下來，一可以贏得民心與民意；二能為經濟發展和政策選擇拓展空間；三可以真正促進經濟轉型，建立起以消費而不是以投資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和經濟運行方式。高房價問題不解決，房地產業就會呈日益惡化的趨勢。因此，高房價問題越早解決越主動，越拖下去越被動。
自2003年開始，盡管經曆了多輪房地產調控，但其目的都是使市場回歸理性，從根本上說，這是中國城市化的進程尚未結束造成的。在2020年之前，中國房地產市場發展將仍處在上升趨勢，這是由中國宏觀經濟發展以及行業自身特點所決定的，是不可違反的曆史潮流，我們更應該抓住這難得的機會。
但如果我們放任泡沫自由膨脹並破滅，那麼房地產所承載的發展模式很有可能也將隨之崩潰，中國經濟這列火車可能會因為脫離軌道而傾覆，這樣的事情在日本、中國香港和台灣地區都曾經上演過。
全球各國及地區基本上都對住房市場采取過或多或少的幹預，但程度卻不同。人口密集度高、土地資源稀缺的國家和地區，如新加坡、韓國和中國香港地區等對住房市場的直接幹預就較多；而國土麵積較大、土地資源較為豐富的國家，如美國、加拿大等政府力度較大的政策直接調控則相對較少，大多依靠市場自身進行調節。具體來看，新加坡、韓國和中國香港地區是世界上住房市場政府幹預最為活躍的三個國家和地區，從土地、期房、稅收、金融、交易管製、公共住房等多方麵運用了多種調控工具對房地產市場進行幹預，其具體調控政策及調控結果如本書附錄所示。當然，由於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情況不同，因此措施的差異也很大。
比方說，在香港的“公屋計劃”中，居屋銷售折扣計劃(HOS)要求將保障性住房按照市價的55%～60%銷售給普通居民，而且購房者需要實名登記購房套數，每名居民限購1套住房，龐大的公屋建設使得低收入香港市民有了居住的場所。
在新加坡，為應對投機性購房，政府規定任何購買3年內轉售的住房都要繳納資本利得稅，不足1年的按100%收取，1～2年的按667%收取，2～3年的按333%收取，並且通過法律手段保證了政策的有效性。
韓國曾經有兩段調控房價的曆史。第一階段在1970—1997年。當時針對住房價格快速上漲問題，韓國政府實施了多項措施，包括嚴格的價格管製，即根據開發企業的利潤和不同建築麵積設置不同價格上限。這些政策使得住房價格大幅度下降，住房存量持續增加，住房短缺問題基本解決。第二階段在2003—2007年。此時韓國為了擺脫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已於1997年放寬了公寓轉讓限製，同時實行低利率限製。2002年時，韓國已經從金融危機中解脫，社會積累了大量的財富，房地產市場出現泡沫。對此，政府實施了穩定價格政策，比如提高資本利得稅，如賣方有第三套住房，稅率將達到60%，但調控結果並不理想，僅2005—2006年間，房價就上漲了138%。調控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眾多措施僅僅降低了交易量，抑製了房價的快速上漲，並沒有改變人們對房價上漲預期的心理，因此盡管有資本利得稅的推出，也未能有效阻止房價上漲。這說明泡沫調控的結果與政策的製定和執行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