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那時的戰爭規範令人已經十分陌生，那個時代戰場上貴族們的風度和言辭，更是今天的讀者難於想象的。《左傳成公十六年》記述了晉國和楚國在鄢陵打的一場大仗，讓我們看到春秋時代的“戰爭”是多麼彬彬有禮。史書的原文是：“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
也就是說，在這次戰鬥裏，晉國的大將軍郤至前後三次遇到了楚共王。他每次見到楚共王，都脫下頭盔，快步趨避到一邊，以表示對楚共王的恭敬。楚共王很欣賞這位晉國將軍的風度，派工尹襄贈給了郤至一張弓，並說：“方事之殷也，有韋（紅色皮革）之跗注（綁腿），君子也。識見不穀（國君自稱）而趨，無乃傷乎？”
意思是：“戰鬥正激烈的時候，我看到有位打著紅色皮綁腿的有禮貌的人。他一見到我，就遵循禮節疾步趨走，讓他受累了！”
郤至怎麼回答？《左傳》說：“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現在穿著）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作揖）使者。’”
意思是郤至接見了工尹襄，脫去了盔甲，聽他傳達楚王的話，回答說：“您的外國臣子郤至，奉了我國君主的命令作戰，在戰場上正穿戴著盔甲，不能下拜。承蒙您派人慰問，我心裏實在感到不敢當。因為在戰鬥當中，隻好對您的使者行個敬禮了。”說完，對工尹襄作了三個揖就走了。
正如這個事故所表現的那樣，即便是血腥的戰爭中，優雅仍然是春秋時代貴族的基本追求。雖然彼此的目的都是擊敗對方，但他們言辭卻仍然處處得體。郤至對敵國君主不失尊敬，而楚王在危難之際，竟然也不忘去褒揚對手，並派人給他送去禮物。正如錢穆先生所評價說：“當時的國際間，雖則不斷以兵戎相見，而大體上一般趨勢，則均重和平，守信義。外交上的文雅風流，更足表現出當時一般貴族文化上之修養與了解。即在戰爭中，尤能不失他們重人道、講禮貌、守信讓之素養，而有時則成為一種當時獨有的幽默。”
了解了這些背景，我們就可以了解泓水之戰中宋襄公並非是心血來潮。作為殷朝貴族後代、從小受到嚴格貴族教育的宋襄公，講究貴族風度是他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觀念。在戰爭中，他既要取勝，也要贏得“漂亮”、贏得“合理”、贏得“高貴”。甚至在一定意義上，風度大於勝敗。那些今天看起來迂腐的禮儀其實不僅僅是儀式和禮節，更是一個階級不可更改的文化信念。宋襄公的“愚蠢”，其實是那個時代貴族風度的光彩流露。
其實有很多史書肯定了宋襄公的做法。比如《春秋公羊傳·僖公二十二年》對此事的評價是：“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認為即使周文王遇到這種情況，也不會比宋襄公做得更好了。司馬遷在《史記》中也說：“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就是說宋襄公雖然失敗了，但是很多君子認為他值得讚揚，他們感歎在禮義缺失之時，宋襄公卻依然秉持禮讓精神。
直到宋代蘇軾的《宋襄公論》，才開始以成敗論英雄。蘇軾以反傳統的姿態指出，不論如何，兵敗於楚，就是宋襄公的罪過：
“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當然，曆代批判宋襄公的言論以毛主席那句名言為登峰造極。後代中國人對宋襄公的唐突，其實證明了貴族傳統在中國大地的斷裂。
由於中國的貴族傳統中斷太久，今天的中國人確實已經很難理解先秦時代祖先們的內心世界。
好在大量的西方文學影視使我們對歐洲的貴族多少有一些了解。也許通過援引一些歐洲中世紀的曆史，我們更容易理解我們的祖先，因為貴族社會的一些精神原則是一脈相通的。如果我們感覺宋襄公時代的“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過於古奧，那麼，打這麼個比方，也許就容易明白了：春秋時代的戰爭規則，其實就是中世紀歐洲的“騎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