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代，整個貴族階級都以執戈披甲為榮，視衝鋒陷陣為樂。秦國在選擇國君時，首要條件就是勇敢：“擇勇猛者立之。”
楚康王即位五年而無戰事，認為是自己的莫大失職。在整部的《左傳》中，我們找不到一個因膽怯而臨陣脫逃的人。曆史學家雷海宗認為，一般來說，春秋時的人們大多毫無畏死的心理，他們認為死在戰場上是最好的死法。
貴族精神的第二條是重視榮譽，敢於承擔。畢達哥拉斯說，貴族的生活是榮譽的，而奴隸的生活是牟利的。確實，貴族是一個視榮譽重於生命的階層。他們自認為血統是高貴的，因此做事要光明磊落，不敢以卑賤的行為來玷汙自己的血液。
今天中國人往往認為貴族隻意味著特權。有好處時先上，有危險時先逃。其實，權力也意味著責任。打個比方，西方航海業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在一艘船沉沒時，船長必須最後一個逃生。貴族在上古社會中的作用就如同船長。在享受特權的同時，也意味著他們在關鍵時候必須能挺身而出，為國家和君主獻出生命。
公元前541年的時候，在鄭國的虢地，各諸侯國召開盟會。這個大會叫“弭兵大會”。“弭”就是停止的意思，弭兵大會，就是停戰大會，停止戰爭，呼籲和平，號召各國和平相處。
但是這個大會正在進行中時，魯國的大夫季武子就出兵征討莒國。消息傳來，出席大會的楚國代表主張殺掉魯國的代表叔孫豹泄憤。晉國的大臣樂桓子趕緊去通知叔孫豹，表示要幫他做做工作，免於大難。
不料叔孫豹聽到消息後，卻拒絕了樂桓子的好意。為什麼呢？
叔孫豹說：我來參加諸侯大會，就是為了保衛社稷。我如果避免了大難，各國必然要派兵聯合討伐魯國。這不是給魯國帶來了災禍嗎？如果他們在這個大會上把我殺了，那也相當於懲罰了魯國，魯國就不會遭遇大兵壓境之險。所以我寧願死在這裏。
這就叫承擔精神。這件事見於《左傳·昭公元年》和《國語·魯語下》。
一個更有名的故事發生在公元前548年的夏天，齊國大臣崔杼，設計殺害了君主齊莊公。事後崔杼找來太史伯說：“前幾天主公調戲我的夫人，被人殺了。為了照顧主公的麵子，你一定要寫‘先君害病身亡’。”不想太史伯卻回答說：“按照事實寫曆史，這是太史的職責。”遂在竹簡上直書：夏五月，崔杼弑君莊公。
崔杼大怒，抽劍殺了太史伯。按慣例，太史之弟繼承乃兄之職，新太史在記載這一段時，仍然直書：“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把他殺了。可是第三個太史還是照樣寫。崔杼歎了一口氣，隻好作罷。一個叫南史氏的太史聽說幾位太史都被殺了，大義凜然，“執簡以往”，準備續寫史書，走到半路，聽說已經直載其事，才回去了。
春秋時代的貴族們就是這麼簡單，這麼執著，這麼硬骨頭。
在死亡麵前的盡責不苟和從容不迫，在影片《泰坦尼克號》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在大船即將下沉的時刻，船長沒有選擇逃亡，而是走進了船長室。設計師先生對女主人公的那句話深深地印在了觀眾的腦海裏，“我沒能為你造一艘足夠堅固的船”，然後也選擇了與他的船待在一起。這就是“貴族精神”在資本主義早期的遺存：
盡責任，敢相當，在關鍵時候勇敢地迎向死亡。
看過《泰坦尼克號》，相信人們對當年泰坦尼克號在沉沒過程中，甲板上的樂隊一直堅持演奏這一幕印象深刻。在黑夜寒風中，忘我地演奏的樂手形象，就是貴族精神的最佳詮釋。它告訴我們，有一種死，比平凡的生更偉大、更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