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賢“閹黨”成員大部分都是進士出身，飽讀四書五經，這些人居然都各有諢號，其形式如同一個黑社會團體：當此之時，內外大權一歸忠賢……外廷文臣則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主謀議，號“五虎”。武臣則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主殺戮，號“五彪”。又吏部尚書周應秋、太仆少卿曹欽程等，號“十狗”。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而為呈秀輩門下者，又不可數計。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
再來看僧道集團。明代的和尚道士們結交衙門、吃酒賭錢、靠詐騙為生，形成了一股風氣。有打油詩說：“三件僧家亦是常，賭錢吃酒養婆娘。近來交結衙門熟，篾片行中又慣強。”嘉靖年間的陶仲文、段朝用等人，以長生之術為名，騙取皇帝的無數金銀，師徒之間因為分贓等原因相互揭發，甚至殺死對方的家人（《明史》
卷三百七《陶仲文傳》，同卷《段朝用傳》）。龍虎山張真人張元吉，經常強奪民間婦女，詐取百姓財物。一有小忿，張真人就“指以偽造符錄，棰之至死”，前後殺死四十餘人……明代士人的無賴化更是普遍。管誌道評論說，秀才們“一呼則數十成群，強府縣以理處法外不可從之事。稍拂其意，則攘臂奮袂，哄然而起，提調官莫可誰何。於是‘藍袍大王’之號興，而賢者卻為不肖者所累矣”。所謂藍袍大王，是因為秀才穿的是青衿。
很多秀才替人包打官司，有了“訟癖”，而所訟者均無中生有，隻不過是敲榨錢財而起。秀才們“尊訪行為父母，結衙蠹為前輩”，結為一體，“終年以訟為療貧之藥”。秀才們流氓化傾向如此嚴重，以致明代一則笑話說：凡市井之人相爭鬥，則曰，我雇秀才打汝！（以上參考陳寶良《中國流氓史》）至於底層政權，其流氓化程度當然更深。明代小說中最有名的人物西門慶，就是底層社會精英流氓化的典型代表。他雖然不過是破落商人之後，又“不甚讀書”，但因為有流氓手段，因此在地方上十分吃得開：“因為這西門慶生來秉性剛強，作事機深詭譎，又放官吏債，就是那朝中高、楊、童、蔡四大奸臣，他也有門路與他們浸潤，所以專在縣裏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因此滿縣人都懼怕他。”他通過行賄，買通當朝太師蔡京，就輕而易舉地由一介流氓變成金吾副千戶。
正如金瓶梅中所描寫的，明代地方政府中，具體辦事人員也大多是流氓。基層衙門吏胥的流氓化，達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明代通俗文學中，出現了大量的專靠吃衙門飯謀生的流氓地痞形象。如《禪真逸史》第六回：“老嫗有一兄弟，是本縣罷吏，人不能及：第一件，一張好口，能言善辯；第二件，一幅呆膽，不怕生死；第三件，兩隻鐵腿，不懼竹片。是衙門人取他一個諢名，叫做曾三絕……”
明代社會流氓化的根子，當然是大明王朝的開創者朱元璋。
流氓這一生存方式雖然令人不齒，然而一旦出現，即在社會中迅速蔓延，蓋因它擁有強大的生命力。流氓精神的核心是十六個字：不講規則，沒有底線，欺軟怕硬，不擇手段。因為不擇手段，它的身段異常柔軟油滑。因為敢於潑膽使用暴力，所以它的威懾力非常強大。因為肮髒下作，所以它可以使正人君子主動退避，將生存空間讓給它。它又因為狡詐機變，時刻可以披上“義氣、豪爽”
的外衣，所以如同變色龍一樣可以適應不同的環境……流氓這個物種出現之後，很快就獲得了生存優勢。流氓手段成為追逐權力必不可少的工具。
秦始皇之後的曆代開國皇帝，除了北魏隋唐等有少數民族血統者之外，幾乎都有著或濃或淡的流氓氣：
漢高祖早年就是一個小流氓，就象司馬遷那部文筆生動的《史記》中記載的那樣：（高祖）從小遊手好閑，不事家人生產作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