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烈的生存競爭不斷地推動著部落朝著自我膨脹和集權化的方向發展。可以說，中國早期國家，就是戰爭直接催生出來的。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之一是部落人口的多少，在戰爭的壓力下，越來越多的親族部落聯合起來一致對外，導致部落的規模越來越大。
決定部落戰鬥力的另一個關鍵因素則是部落的管理水平。眾所周知，戰爭需要紀律，需要統一指揮，集中權力，絕對服從。而東方式的“不是魚死，就是網破”的毀滅性戰爭更需要殘酷的紀律。隻有建立起軍事等級製的賞罰分明的部落戰鬥力才能強大，於是，在殘酷的生存競爭中，部落內部的組織紀律性不斷提高，等級製不斷強化，部落對人的控製越來越嚴密，部落成員的集體主義精神也日益強烈，“犧牲”與“服從”成為整個部落推崇的品質，“一切行動聽指揮”成了全部落的綱領性口號。部落首領被賦予越來越大的權力，那些臨陣脫逃者甚至可以被他處死。夏啟發布於甘之野和夏桀發布於鳴條之野的血腥的動員令正說明了這一點。而連續不斷的勝利又一次次地強化首領的權力和權威，給了那些領袖以巨大的權威和“克裏斯瑪”魅力，使人們更樂於跪拜在他腳下，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服從他的權威。部落內部殘餘的平等關係被徹底毀壞，部落首領很快脫離其他部落成員，成為高高在上，對自己的部屬可以生殺予奪的專製領袖。
隨著部落規模越來越大，祖先崇拜也愈演愈烈地發展起來，因為它是部落凝聚力的基礎。血緣關係是部落內部人們保持相互信任和親近感的唯一原因。隨著時間的不斷推移，部落人口的不斷增長，成員間的血緣關係越來越遠，強化祖先崇拜，就成了把全部落人緊緊維係在一起的唯一手段。各個部落都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興建起規模巨大的祭祀祖先的宗廟建築。祖先崇拜不但為部落提供了統一的意識形態，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凝聚力，而且還為部落內部的倫理等級製度的合法性提供了解釋。它教育全部落的人，部落首領的權力來自祖先的賜予，因此是天經地義的，不可抗拒的。它教育全部落的人，晚輩要永遠服從長輩，女人要永遠服從男人，倫理規範絲毫不容挑戰。
在這種趨勢的推動下，公元前三千年左右，黃河中下遊一帶的部落紛紛轉化為“邦族”。它們是一個個巨大的血緣聯合體，有史學家稱之為“酋邦”。考古學家發現，“邦族”的共同特點是都以巨大的宗廟為中心，建立起一個防禦性的中心城鎮，“君主”或者說“酋長”居住在這個城市裏。這些酋邦規模巨大，人口數萬、數十萬，控製的土地往往達數萬平方公裏。邦族完全是按血緣原則建立起來的，其“君主”是這個部族先祖的嫡係後代，部落裏的其他人都是“邦人”，血緣上與“君主”都是同一個宗族。與“君主”血緣關係近的人，處於社會的上層；距離遠的人，處於社會下層。和平時期，他們共同勞動，以自己收獲的物產奉養君主，祭祀祖先。戰爭時期，每一個男人都成為戰士，在“君主”
的帶領下全族出戰。紅山文化、良渚文化時代的部落組織都屬於這種社會類型。
不同的希臘
與中國不同的是，希臘原始部落間雖然也經常發生衝突和齟齬，但卻沒有最終演變成中國從黃帝到堯舜禹時期“諸侯相侵伐”
的連綿不絕、規模巨大的統一戰爭。
交通不便、土地貧瘠，一方麵使希臘的人口增長率遠遠低於中國同時期，人口壓力也相對較小；另一方麵，崎嶇的山路也阻擋了人們建立大一統政權的雄心。希臘早期曆史上部落間大規模的兼並和征服戰爭很少。麵對人口壓力、物資貧乏，希臘人首先想到的是把眼光投向大海。他們的通常做法是泛舟出海，尋找更適合居住的肥沃土地，而不是向山嶺那邊土地同樣貧瘠的另一個部落發動戰爭。即使有戰爭，在開放的環境下，結果也遠不如東方式戰爭那樣絕望。失敗的一方也會逃往海外，矛盾和衝突隨著一方的退卻結束，所以很難形成征服與屈服的專製關係。“希臘文明在一定程度上與地理因素密切相關，海上文明的特點是它交通流動的方便性，不同政見者可以通過海上逃跑，獨裁專製者無法實現他對不同政見者的消滅。因此，希臘文明流傳著‘海上逃亡之門’說。”所以“希臘混合型的海上文明具有更大的政治寬容性、契約共享性與文化流動性”。
開放的生存空間，使希臘人天然產生出世界多元化的觀念，他們的性格中多了一份通達，少了一份偏執；多了一份從容，少了一份焦慮。希臘人很早就認識到，彼此妥協，各退一步，換位思考，是達成和平共處的途徑。受這一傳統的影響，後來希臘早期國家也是誕生在部落的自願聯合基礎之上。史學家把雅典國家的形成描述成“合作運動”。在傳說中，是一個叫提秀斯的聰明人創建了國家。據說，提秀斯認識到，如果把阿提卡的各部落聯合起來組織成一個統一的雅典國家，將有利於每一個人。於是他就開始行動了。他並不像黃帝那樣運用武力的方式來完成這一事業，而是一村一家地去訪問和勸說，使他的計劃得到同意。他宣布將給他們一種可以保障自由的憲法。他說：“（我自己）在戰時是你們的領袖，在平時則是法律的維護者，除此以外一切權利都與公民平等。”（《希臘的神話和傳說》）僅僅通過一張嘴，沒有任何暴力做後盾，提秀斯就建立起了一個國家。這在中國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