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說，雅典的產生過程非常純粹，沒有受任何外來的或內部的暴力幹涉。這在整個人類的曆史上是十分罕見的。
從酋邦到國家
人類社會中的專製基因，就如同人體內的癌細胞。癌細胞的生命力比普通細胞要強幾十倍。它的意誌不可阻擋，一旦在人體內形成氣候，就會瘋狂地自我複製，百折不撓地衝破重重阻礙，不完成對生命的完全控製、不把生命徹底破壞就絕不罷休。專製基因也是這樣，它一旦在人類社會起源，就會頑強地向周圍滲透，試圖把專製精神擴散到整個人類社會。
在控製了部落之後，專製基因的下一個目標就是要衝破部落這一限製。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就是兼並戰爭。事實上，推動兼並戰爭大規模進行的心理動力之一正是專製心態。懷有專製心態的個人和組織是拒絕平等的，他們認為，天下的事物隻有分出上下大小來，才能相安，平等是混亂和不穩定的根源。對於所有酋邦來說，戰爭是帶來和平的唯一手段。隻有通過較量實力，定出等級次序，建立了征服—臣服關係，兩個部落之間才能實現關係的穩定。
在邦族的不斷混戰、聯合、兼並中，以黃帝部落為核心的部落聯合體滾雪球式地不斷擴大。它以血緣的親疏遠近、歸附的早晚或效忠的程度為分層標準，把黃河中下遊廣大地區內的不同部落統一為一個金字塔式的政治聯合體。
不過，雖然兼並與聯合是專製衝動造成的，但是兼並與聯合的結果，卻在部落聯合體間首次製造出一定程度的民主因素。在部落聯合體剛剛建立起來的時候，還沒有發明後世的分封製度和官僚係統，統治技術還相當粗糙幼稚，不足以把最高統治者的專製意圖有力地貫徹下去。統治部落對其他部落的控製是不成熟、不穩定、不嚴密的，大部分時候僅僅建立在其他部落名義上的臣服之上。因此聯合體的權力結構非常脆弱，經常發生動蕩。在黃帝之後，還出現過多次其他部落的首領與黃帝部落的繼承人“爭為帝”的記載，比如共工與顓頊，就曾經多次與黃帝及黃帝後人展開大戰。
一個部落即使力量再強，相對於其他所有部落的總和，畢竟也是弱小的。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維持聯合體的團結，黃帝不得不給予四嶽等其他部落首領以一定發言權。為了維護統治部落不穩固的權力優勢，統治部落首領的選擇必須慎而又慎，才能服眾。因為一旦眾部落不服，聯合體就會分崩離析。因此部落間相互製衡的結果是，中國政治史出現了唯一一個最接近民主的階段：禪讓製時期。
在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大一統政治結構剛剛誕生的時候，它的專製程度是最低的。不過，這種“禪讓民主”，是專製政治建立的過程中必要的退卻和前奏，而不是“民主製度”的可能溫床。一旦統治者的統治技術成熟起來，他就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專製之路，後世的曆史證明了這一點。
到了堯舜禹時期，黃河中下遊的大一統政治結構日趨穩定，對部落聯合體首領的約束因素也越來越弱化。統治部落自然而然產生了“化家為國”，把在部落內部的專製統治擴大到整個天下的衝動。
我們可以大致確定，大禹通過禪讓登上權力之巔的時候，他領導的仍然是由於治水等需要聯合在一起的部族聯合體，“四嶽”“十二牧”組成的部族會議仍然如堯舜時代一樣發揮著作用。
不過，由於前無古人的“拯民於水火之中”的巨大治水功勞，禹的威望是堯舜所不能比擬的。各個部族都對他感激涕零，既崇拜他的功績，也被他“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的道德力量所征服。
而在治水之後，他又成功地領導部族聯合，徹底戰勝了一直與中原部族為敵的三苗部落，獲得了更大的權威。通過大規模戰爭，他在聯合體之內建立了更嚴格、更有效的紀律與集權。在禹的統治後期，他已經在部落聯合體內建立起了相當高的專製權威。《左傳》記載：大禹在征服各部之後，“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就是說，他命各地首領到塗山來朝拜他，並且要攜帶方物，以示服從。《史記·夏本紀》雲：“自虞、夏時，貢賦備矣。”也就是說，在大禹之時，已經確立了貢賦製度，各地部落，須向聯盟中央交納十一之稅，以供治水及軍事之用。而財政、軍事大權牢牢掌握在強人禹之手。通過這種方式，禹聚斂了大量財富，他的部落很快成了諸部落中軍事和財富實力最強的一個。在這種情況下，禹產生傳位於子的想法是很正常的，因為他十分清楚權力能給人帶來什麼。不過，他不會明目張膽地冒破壞禪讓製之罪名，他采取的手段很巧妙，那就是大力培植自己的兒子啟的勢力。《史記·燕召公世家》說：“禹薦益，已而以啟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益，而啟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啟自取之。”也就是說，大禹當初雖然推薦益為接班人，卻任命啟為官員。到了老年，大禹認為啟的勢力還不足以名正言順地統治天下，於是傳給了益。不過，由於多年經營和培植，“勢重盡在啟也”，啟馬上就聯合眾人攻打益，奪取了權力。因此，天下人說禹名義上傳位於益，實際上卻令自己的兒子啟自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