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骨文直至金文中，“王”是一個象形字，象征“斧鉞之形”。而“斧鉞”則是殺戮的象征，它對外代表軍事征服，對內代表刑罰。事實上，直到周代，王宮裏最重要的陳設物還是“斧鉞”，《儀禮·覲禮》中就說：“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在上古國王貴族的大墓中，玉鉞做為權力的象征，是不可缺少的陪葬品。“王”字的出現，證明王的權力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礎之上的。所以，《韓非子》直截了當地說：“王者，能攻人者也。”
通過“斧鉞”這個形象，“王”字又與“父”字建立了微妙的聯係。“父”乃斧之初字，“斧”最初曾是父權的象征。通過“斧鉞”之形，王權與父權接通了。事實上，“王”這個字在誕生不久就被用於尊崇先祖。
“父之考為王父。加王者尊也。”
為了給權力的暴力內核穿上一層華貴的外衣，中國的最高統治者無不把自己的地位與上天聯係起來。夏啟發布討伐令時，就打著上天的幌子，他說：“予曾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就是說，有扈氏不遵天命，反抗王權，上天命我剿滅他們，我今天要代天行罰。商湯攻滅夏桀的時候，也宣稱是遵循天命而為：“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不是我敢於犯上作亂，而是因為夏王多罪，上天命我殺掉他。
到了周朝，國王們終於建立了和上天的血緣聯係，周王徑直宣稱自己是上天的兒子，並且是長子（元子）。《周書·召告》：
“皇天上帝，改服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周人之王認為受著上帝的特殊保護，受命於天，因而才打敗了殷人，君臨天下。
宣稱自己是上天的兒子，這不僅僅是虛榮心作怪，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國政治的現實需要。通過這種形式，王實現了對一切權力的壟斷：不僅是世俗權力，而且包括神權。“國之大事，惟祭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把自己打扮成天子，壟斷與上天交流的權力，是“王”控製天下人精神的重要手段：唯一可以令中國天子俯首的是上天，然而上天是虛幻的，所以中國專製者的權力實際上沒有任何限製和禁忌。
集體主義的生活方式
自從開天辟地以來，中國人一直生活在集體當中。從氏族、部落到邦族，再到國家，隨著集體規模的不斷擴大，個人被維係集體的血緣繩索捆綁得越來越緊。到西周時期，這種控製達到了頂峰。
西周社會是一個完全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宗族社會，在分封製的組織下，西周社會就是一個大宗族套小宗族的連環套組織。每個宗族其實就是一個小小“國家”，在內部實行“高度自治”。在宗族之內，祖先的嫡係長子世襲“宗子”之位，《禮記·大傳》
說：“尊祖故敬宗。”“宗子”是全體族人敬奉的對象，在家族之中，他就如同皇帝在帝國之中，或者國王在王國之中，擁有至高無上的、說一不二的權力。正是因此，在銅器銘文中他幹脆被尊稱為“宗君”。
“宗君”的權力具體來說有這樣幾種，一是有權主持祭祀。
祭祀祖先是一種神聖的儀式，隻有身為嫡長的宗子才能主祭，正如同隻有“天子”才能祭天一樣。第二，有權掌管本宗的財產。在西周社會，宗族內部是實行“血緣共產主義”的。每一個宗族都是土地公有，公有的具體表現形式是“井田製”。同宗兄弟“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儀禮·喪服》），就是說，宗族之內財產公有，誰家有富餘，就繳公，誰家不夠用，就從公家領取。負責收其有餘，資其不足，以通有無的，正是宗子。
《禮記·內則》說：旁係子孫“雖然貴富，不敢以貴富之態進入宗子之家。雖然擁有眾多車徒，也要舍之於門外，以寡約之態進門。
子弟擁有上好的衣服、裘衾、車馬，則必貢獻最好的部分給族長，爾後才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可見宗族成員中有的人即使實際上比宗子更為富有，但是他們在衣服、器用、車馬的享受上都不得超過宗子。
這導致了中國特色的聚斂方式，即“先貴而後富”：越是嫡長，在血緣譜係上地位越尊貴，支配的財富就越多，就越容易富有。所以，宗族社會中的上層人物都是既得利益者，他們必然傾向於強化宗法製度，獲得更多攫取財富和權力的機會。這就奠定了中國政治權力的“超經濟強製”的傳統。第三，宗子對宗族成員有懲罰權甚至生殺之權。《左傳·成公三年》記載，在邲之戰中被楚軍俘虜的晉國貴族知，被釋歸國前對楚共王說自己回國後如被晉君處死，死了也光榮，如得到晉君的赦免，而由自己的父親荀首“以戮於宗”，死了也很光榮。這說明宗子有權處死宗族成員。《左傳·定公十三年》載，晉國貴族趙孟有一次與其小宗邯鄲午發生矛盾，於是“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遂殺午”。可見那個時候，大宗宗子一怒，確可對小宗之人要召就召，要殺就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