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在三代以前，中國人是完全生活在宗族之中的。曆史學家說：“在春秋中期以前的中國社會中，沒有具有自我意識的獨立的人，有的隻是許許多多以貴族為長的家族。”家族中的一切事情，都由家長一個人說了算，其他人都隻有唯唯聽命的份。曆史學家張蔭麟先生描述春秋以前的家族中家長的作用時說：“他作亂的時候領著整族作亂，他和另一個大夫作對就是兩族作對。他出走的時候，或者領著整族出走，他失敗的時候，或者累得整族被滅。”
宗族的穩定，是以抹煞個體的自主性和個性，強化宗族整體的虛幻性，導致宗族首領的全麵獨裁為代價的。隨著集體不斷擴大，與集體生活相適應的倫理規範就越來越嚴格。集體大於個人，集體重於個人，集體先於個人的觀念被不斷培養壯大，最終導致了個人的徹底消亡。在宗族社會內，個人的權利、義務、命運，都由自己全族的命運所決定，個人隱沒於全族之內，無獨立的人格、人權可言。（徐良高《中國民族文化源新探》）秦代中國雖然大規模打擊宗族組織以提高國家控製力，可隻在短期收到成效。到漢唐時期，宗族勢力又強勁恢複，政府也樂於把宗族作為控製和穩定社會的一個工具，從而使宗族製度一直持續下來，對中國文化中的重人倫、重團體而輕個人、輕自由的特征產生了深刻影響。
孝
任何一種社會形態都需要與之配套的意識形態。家長製的本質是“不平等”，它管理的竅門是破壞人群的平等關係，區分出人的長幼尊卑，以此來建立秩序。在兩性之間，它明確男大於女；在代階之間，它明確長輩大於晚輩。在同輩之間，它也強行規定，兄長大於弟弟，後者必須無條件服從前者。父權家長製不能容忍“平等”。家長製思維認為，“平等”是秩序的最大威脅。當家長製權力結構高度成熟時，“孝順”理念就被創造出來了。
“孝”的全部理論依據，是父親創造了新的生命。
這是中國人全部倫理思考的起源。《孝經》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我們的身體、我們的生命、我們的幸福都是父親賜予的。父親是我們的恩人，我們一生下來就欠下了感情上的巨額債務。這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原罪”。事實上，這個“原罪”是永遠無法贖清的。因為我們沒法像哪吒那樣剔肉還母，剔骨還父，然後再以平等之身對父親“講經說法”。所以，我們和父親之間，永遠是不平等的。所以，“孝始，身不屬己；孝終，身不為己”。《禮記》說：“父母在不敢有其身。”
償還這個“原罪”的途徑有兩個。一個是在父親生時，聽從他的支配，永遠不違逆他。另一個是在他死後，對他進行供奉，讓他在另一個世界仍然能夠溫飽。
隨著部落內部集權程度不斷提高，部落和家族內部的倫理規範也日益嚴密地發育起來，在這種倫理規範中，尊者、長者永遠處於主導地位，卑者、幼者永遠處於服從地位。小宗要絕對服從大宗，晚輩要絕對服從長輩。尊長的權力不受任何約束，晚輩、幼者則隻有義務，沒有任何權利。宋人袁采在《袁氏世範》中論述中國式倫理的嚴密時說：“子之於父，弟之於兄，猶卒伍之於將帥，胥吏之於官曹，奴婢之於雇主，不可相視如朋輩，事事欲論曲直。”戴震也說：“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孟子字義疏證》卷上）
為了維係這種倫理原則，周人創造了係統成熟的禮樂製度。
古人謂大禮有三百，小禮有三千，從大型活動到日常起居，莫不講究禮儀。《禮記·坊記》說：“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禮記·曲禮》又說：“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紛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禮樂製度的核心精神是等級製，某一等級的人，才能享用這一等級的禮樂。一切社會關係，都不能逃脫禮法的控製。就樂而言，等級的內容包含有對樂舞名目、樂器品種和數量、樂工人數等等的絕對限定，超出規格就是嚴重違法。比如所謂“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這是一種寓教於樂的專製教育，通過這種潛移默化的熏陶，使人們達到分別貴賤、君臣和敬、長幼和順、父子兄弟和親的社會和諧的目的。考察西周兩百多年的曆史，多有因異族入侵而造成的政治危機，卻鮮有王朝卿士大夫犯上作亂之舉，可以說禮法製度發揮了重要作用。
祖先崇拜
隨著以“孝”為核心的意識形態日益高揚，祖先崇拜在這一時期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