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原始民主的基本形式如“長老議事會”等社會組織形式還是保留了下來，隻不過參加者由原來的“長老”變成了擁有巨大影響力的富人們。“長老議事會”因此也就演變成了富人們把持的“貴族會議”。雖然原來的氏族民主變成了貴族寡頭們的政治，但是這種政治還是遺留著濃厚的民主基因：貴族們在一起議事時，仍然遵守民主規則。雖然他們和平民之間地位不再平等，但是他們仍然相信所有的富人，即擁有一定財產之上的人之間的地位仍然是平等的。他們通過投票形式，選舉出執政官，來輪流執政。由於原來建立在氏族之上的習慣法已經不起作用了，於是，他們在協商的基礎上，製定了新法律。因此，雅典國家的建立，是由部落聯盟和平演變來的，是立法性的，而不是暴力性的。希臘人認為，國家的存在，就是為了建立統一的法律，以維護所有成員的利益，協調成員間的矛盾。
破壞希臘人血緣紐帶的第二個因素，是多裏安人的入侵。公元前1050年左右，希臘北方的多裏安人大規模入侵希臘內陸。它使得大批希臘人背井離鄉，流亡海外去建立殖民地，從而大大動搖了希臘社會的血緣基礎。
海洋在希臘文明中一直起著重要作用。湯因比說，希臘的海外殖民對希臘文明的生長起到了決定性的刺激作用：“如果說……新地方比舊地方具有更大的刺激力量的話，那麼我們發現，凡是在新舊兩地之間隔了一段海洋的，刺激力就更大。這種遠洋殖民的特別刺激性，在公元前1000年—500年的地中海曆史上看得特別清楚。”
為什麼如此呢？湯因比在《曆史研究》中給出了原因。他說：
“跨海遷徙的第一個顯著特點是不同種族體係的大混合，因為必須拋棄的第一個社會組織是原始社會裏的血族關係。一艘船隻能裝一船人，而為了安全的緣故，如果有許多船同時出發到異鄉去建立新的家鄉，很可能包括許多不同地方的人。”確實，因為跨海遷徙的風險顯然比陸上要大，條件也更為苛刻，隻有那些最強壯、最富於冒險精神的人才能作出這樣的選擇。身體條件差的老人和孩子在漫長的航海過程中隻能是累贅，並且經不住海上的風浪，因此他們選擇的是留在原地，那些年輕的、誌同道合的人相約在一起上路了。
這樣，血緣的紐帶就鬆弛了。
湯因比說：“這一點和陸地上的遷移不同，在陸地上可能是整個血族的男女老幼家居雜物全裝在牛車上一塊兒出發，在大地上以蝸牛的速度緩緩前進。”正是因此，他認為，如果說遷徙會對一個民族形成新的刺激，促進其文明生長的話，那麼海上殖民的刺激性較之陸上更大。
正是跨海遷徙，導致了希臘社會從以血緣為基礎，轉向了以契約為基礎。這是人類社會一個質的變化。他說：“跨海遷移的苦難所產生的一個成果……是在政治方麵。這種新的政治不是以血族為基礎，而是以契約為基礎的……在希臘的這些海外殖民地上……他們在海洋上的‘同舟共濟’的合作關係，在他們登陸以後好不容易占據了一塊地方要對付大陸上的敵人的時候，他們一定還和在船上的時候一樣把那種關係保存下來。這時……同夥的感情會超過血族的感情，而選擇一個可靠領袖的辦法也會代替習慣傳統。”
曆史學家們確信，多裏安人的入侵導致的海外移民對希臘民主製度的發展成熟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事實上，在多裏安人入侵結束之後很久，已經獨立的希臘人在城邦人口過剩的壓力下，仍然長期地繼續著他們變得輕車熟路的海外殖民活動。例如，公元前7世紀後期，希臘的鐵拉島大旱，7年無雨，居民被迫抽簽從兩兄弟中選出一人到今天北非利比亞的庫列涅去殖民。在幾百年的時間之內，愛琴海附近甚至更遠一些的地中海沿岸地區，雨後春筍般建立了許多希臘移民的城邦。
這種海外殖民大大動搖了希臘社會的原有基礎，促進了希臘人個人主義的覺醒。脫離了家族控製的自由人聚集到一起，每個人都不再有特權，每個人都認識到了自己的獨立身份。人的自我意識、平等意識、獨立意識發展起來了。人們認識到，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是對等的、可逆的，人們要維護自己的權利，就必須尊重別人的權利。在新的海外殖民地，人們不再以氏族為劃分，而是以財產為劃分。“氏族”退化成了貴族標榜自己血統高貴的符號。“在早期社會中，要把自己和平民分離開來去追逐宗派利益的上等人，是一些大地主。最初的貴族就是由此形成的……大地產的所有主最終結合成為貴族階級，於是氏族在根本上成了貴族的組織……氏族的重要性在於他們維護名門和豪富的世裔……”（格爾頓乃爾《早期雅典》）這些因財富而有勢力的貴族意識到有必要共同約定一個大家遵守的條約，以保護每個人的權利，特別是財產權，有必要選舉一個處理公共事務的機構。在這個邏輯基礎上，海外城邦的“貴族民主製”產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