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第三種人，如蘇軾，名滿天下後，依然為人隨和，與和尚、道士、妓女、鄉下百姓往來如初，其中有些人還成了他的莫逆之交；又如魯迅，成為新文學的旗手、一代青年的導師後，甘心作青年的“人梯”，與他們交友，給他們以幫助，甚至與學生一起外出旅行時，替學生捆行李、打鋪蓋，被他的學生比喻為耶穌替門徒洗腳。這是何等崇高的品格！
而最後一種人，也就是小民百姓，他們之中絕大多數人的友誼，是純真無私的。“衣冠不論綱常事，付予齊民一擔挑”，這兩句古詩，不妨改為“昏君不論交誼事，付予齊民一擔挑”。當然，這也是大體而論——大體！且看本書大西南窮山溝裏、荒嶺野寺中那些蚩蚩小民，許多人一字不識，卻滿腔熱忱地招待徐霞客，為他解決種種困難。應當說，自古以來，人民大眾才是交誼的主體。即使從交誼這個角度，稱他們是“民族的脊梁”，也是當之無愧的。
回顧國人的傳統交誼，其最大特點應是寬容。古人有“猿鶴相親”之說，這特別耐人尋味。猿與鶴，分屬不同種類，但它們卻能在蔚藍的晴空下、蒼鬆翠柏間，相安無事，甚至猿啼鶴鳴，狀甚親密。人群之中，又何嚐無此現象！清初大儒、思想家顧炎武，很有民族氣節，明朝滅亡後，他始終不仕清朝，以遺民布衣之身，終老山西曲沃。但是，這並不妨礙他曾經十八次進北京，與他的三個外甥——清朝的新貴徐乾學、徐秉義、徐元文往來，也不妨礙他與別的清朝官員往來。更有甚者，顧炎武與在明朝任禦史，投降清朝後又做禦史、廣東布政使、山西按察副使等高官，名聲不佳，後來入《清史》貳臣傳的曹溶（1613——1685年）頻繁往來，聚會香山、共遊雁門、同飲大名等等，保持了二十年的友誼。顧炎武逝世後，曹溶作《哀顧寧人歿於華陰》詩：“朔風栗冽未曾停，吹落關南處士星。車馬未酬秦築憤，文章足浣瘴雲腥。貞心慢世冰花潔，異物摧人鵬鳥靈。幽魂故園招未得，隻隨華嶽鬥青熒。”深情厚誼，溢於言表。雖然顧炎武在自己的詩文集中，不收與曹溶往來的書信、唱和的詩句，但他與曹溶的二十年深交，卻是不爭的事實。
又如冒襄，也拒絕與清王朝合作，晚年甚為貧困，但他廣泛交結的朋友中，也有不少清朝高官。再以近人而論，陳獨秀與胡適在五四運動後分道揚鑣，政治立場完全不同，但陳獨秀被國民黨逮捕入獄後，胡適也曾積極關心、幫助過陳獨秀。凡此都足以表明，不同政治色彩的人，也可以往來、交友，隻要不幹有損於國家、民族的壞事，彼此往來，絕對不等於同流合汙，更無需劃清界限。由此可知，極“左”年代裏的“六親不認”、“劃清階級界限”、“站穩階級立場”雲雲，實在有悖於中華民族交誼的優良傳統；而一人落難，家屬立刻遭殃，則不過是封建帝王“株連九族”的翻版而已，更與國人的交誼傳統格格不入。
從曆史上看，國人一向重視交誼，各種史料裏有關交誼的記載，不可勝記。清初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時，內設《交誼典》，分師生、同學、同事、賓主、鄉裏、交際、世態等三十七部，搜羅資料不少，但仍有掛一漏萬之感。而更重要的是，今天我們論述交誼，需要立足於今天時代的高山之上，去審視以往，以新的架構去詮釋“昨夜星辰昨夜風”。本書便是這樣的嚐試之作（前人尚無《交誼誌》專書麵世），述人述事，原則上除個別的例子，不述及今人（1949年以後）之交誼。這是因為，曆史需要沉澱。今人的交誼，由後世人來論評，才能比較客觀、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