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佛印是位禪僧，機鋒甚銳，東坡曾與他鬥過機鋒，根本不是對手。有記載說：
（佛）印雲：“這裏無端明坐處。”坡雲：“借師四大作禪床。”印雲：“老僧有一問，若答得，即與四大為禪床，若答不得，請留下玉帶。”坡即解腰間玉帶置案上，雲：“請師問。”印雲：“老僧四大本空，五陰非有，端明向其處坐。”坡無語。印召侍者，留下玉帶。
東坡的僧界友人中，也有原不著名，隻因與東坡來往，留下軼聞，而使大名垂於不朽。如石塔長老就是一例。史載：
東坡鎮維揚，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長老遣使者投牒求解院，東坡問：“長老欲何往？”對曰：“歸西湖舊廬。”東坡即將僚佐同至石塔，令擊鼓，大眾聚觀。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其詞曰：“大士何曾出世，誰作金毛之聲？眾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作無相，住亦隨緣。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為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白槌，渡口船回，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鍾鼓之聲。”以文為戲，一時鹹慕其風。
東坡在道教界也有一些好友，如歐陽少師、趙少師、邵道士彥肅、綿竹道士楊世昌等。他在《和歐陽少師寄趙少師次韻》詩中謂：
遷逝，公雖不怪旁人愕。世事如今臘酒來，交情自古春雲薄。二公凜凜和非同，疇昔心親豈貌從。白發相映鬆間鶴，清句更酬雪裏鴻。何曰揚雄一廛足，卻追範義五湖中。
這“世事如今臘酒濃，交情自古春雲薄”，真是可圈可點。但他的這些道友，當然都不是“春雲薄”之類。他寫過幾首詩贈邵彥肅，得知邵道士還都嶠後，贈詩曰：
乞得紛紛擾擾身，結茅都嶠與仙鄰。少而寡欲顏常好，老不求名語益真。許邁有妻還學道，陶潛無酒亦從人。相隨十日還歸去，萬劫清遊結此因。
但是，東坡這些道教朋友，社會影響最大的，還是楊世昌。東坡的《前赤壁賦》中，有謂：“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蚊，泣孤舟之嫠婦。”這位有幸與東坡月夜同遊赤壁的吹簫能手，正是楊世昌。他字子章，是綿竹武都山的道士。他善吹簫，東坡曾在詩中讚揚他“楊生自言識音律，洞簫入手清且哀”。東坡在《蜜酒歌》的小序中說：“西蜀道士楊世昌，善作蜜酒，絕醇釅。餘既得其方，作此歌遣之。”並讚此酒“三日開甕香滿城，快瀉銀瓶不須撥”。可見楊世昌又是位釀酒高手。世昌經常外出，尋訪名山勝跡，結交了不少學者、名流。太常博士、詩人文同在《楊山人歸綿竹》詩中寫道：“一別江梅十度花，相逢重為講胡麻……青騾不肯留歸馭，又入平蕪咽晚霞。”東坡謫黃岡時，世昌自廬山訪之，東坡曾書一帖，稱道他善畫山水，能鼓琴，曉星曆，精黃白藥術，是一位才華橫溢的風流道士。倘沒有這位多才多藝、也好遊覽的楊道士與東坡同遊赤壁，並吹簫江上，《前赤壁賦》中就不會有對簫聲、道家思想那樣精彩的描繪。
五、徐霞客與禪侶
徐霞客（1586——1641年），名弘袓，字振之，別號霞客，江蘇省江陰縣南陽岐人。他是我國古代傑出的旅遊家、地理學家。他從未做官，以布衣而終，但交友遍天下，與僧人過從甚密，其中靜聞師更是他患難與共的摯友。
靜聞是江陰迎福寺僧連舟的弟子，持戒律甚嚴。禪誦垂二十年，剌血寫成《法華經》，發願供之雞足山。他與徐霞客誌趣相投，欲遊遍名山大川，因此結伴同行，一路上曆經艱險，但矢誌不移。崇禎十年（1637年）二月十一日，霞客在新塘湘江夜泊時，被強盜搶劫，危難之中，充分看出靜聞的高尚品德。霞客記曰：
靜聞登舟未久，即群盜喊殺入舟，火炬刀劍交叢而下。……及登岸，見靜聞焚舟中衣被竹籠，猶救數件，守之沙岸之側，憐予寒，急脫身衣以衣予，複救得餘一褲一株，俱火傷水濕，乃益取焚餘熾火以炙之。……時饑甚，鍋具焚沒無餘，靜聞沒水取得一鐵銚，複沒水取濕米，煮粥遍食諸難者，而後自食。……先是靜聞見餘輩赤身下水，彼念經笈在篷側，遂留，舍命乞哀，賊為之置經。及破餘竹撞，見撞中俱書，悉傾棄舟底。靜聞複哀求拾取，仍置破撞中，盜亦不禁。……賊瀕行，輒放火後艙。時靜聞正留其側，候其去，即為撲滅，而餘艙口亦火起，靜聞複入江取水澆之。賊聞水聲以為有人也，及見靜聞，戳兩創而去，而火已不可救。……接著，靜聞又帶傷幾次沉入江中，打撈衣物，將撈上來的物件，放在沙灘上，讓難友認領。其中有個叫石瑤庭的人，認領衣物後，反而無端懷疑靜聞引盜入舟，徐霞客憤怒地寫道：“不知靜聞為彼冒刃、冒寒、冒火、冒水守護此筐，以待主者，彼不為德，而反詬之。盜猶憐僧，彼更勝盜賊矣，人之無良如此！”靜聞經過這次劫難，身受劍傷，身體漸漸不支，後又患病，終於不起，逝世於崇善寺。臨終遺言，希望埋骨雞足山。霞客在太平聽到噩耗後，哀痛至深，終夜不寐。他寫了《哭靜聞禪侶》六首，前有小引曰：
靜上人與予矢誌名山，來朝雞足，萬裏至此，一病不痊，寄榻南寧崇善寺。分袂未幾，遂成永訣。死生之痛，情見乎詞。
第一首是：
曉共雲關暮共龕，梵音燈影對偏安。
禪銷白骨空餘夢，痩比黃花不耐寒。
故鄉祗道登高少，魂斷天涯隻獨看！
第四首是：
同向西南浪泊間，忍看仙侶墮飛鳶？
不毛尚與名山隔，裹革難隨故國旋。
黃菊淚分千裏道，白茅魂斷五花煙。
別君已許攜君骨，夜夜空山泣杜鵑。
這裏的“別君已許攜君骨”，霞客是說話算數的。他從南寧到雞足，在途達一年零二天。其間兩次遇竊，幾至絕糧。在貴州時難覓挑夫，霞客隻好與他的仆人分肩行李，但始終背著亡友靜聞的遺骨，瘞於雞足，實現了靜聞的遺願。
在霞客的遊曆生涯中，還得到過其他一些僧人的幫助。如在遊貴州時，白雲庵的住持自然熱情地招待他，親自陪他登潛龍閣、憩流米洞。又命寺僧陪同他遊南京井。薄暮歸來，自然已等候在庵西，準備好晚飯和茶水。次日，“晚返白雲，暮雨複至。自然供茗爐旁，簧燈夜話，半晌乃臥”。又如影修也曾熱情地招待過他。霞客記謂：
時僧方種豆壟阪間，門閉莫入。久之，一徒自下至號照塵啟門入，餘遂以香積供。既而其師影修至，遂憩餘閣中，而飲以茶蔬。影修又不昧之徒也。時不昧募緣安南，影修留餘久駐，且言其師在，必不容餘去，以餘乃其師之同鄉也。佘謝其意，許為暫留一日。……初三日，飯後辭影修。影修送餘以茶醬。（粵西無醬，責州間有之而甚責，以鹽少故。而是山始有醬食。）遂下山。
在雲南翠峰山護國寺，寺中一僧，一見麵即為徐霞客生火炊飯。霞客很感動地寫道：“見炊飯僧殷勤整餉，雖貧無餘粟，豆無餘蔬，殊有割指喚客之意。及飯，則己著不沾蔬，而止以蔬奉客。”而這位好心的和尚，“號大乘，年甫四十……其形短小，而目有瘋癢之疾。苦行勤修，世所未有。餘見之，方不忍去”。在廣西壺關映霞庵，“雨色霏霏，釀寒殊甚”。萊齋師見霞客衣衫單薄，便脫下自己身上的夾衣，給霞客穿上。看來，以慈悲為懷的出家人，最富仁愛之心，他們對霞客的友誼，是完全真誠無私的。因此，霞客對他們，也始終充滿敬重、感激之情。他寫有《贈雞足山僧妙行七律二首》，前有小序謂：“妙行師雞山勝侶也，閱《藏》悉檀，潛心淨果，穆然清風，如披慧日。爰賦二律，以景孤標，並請法正。”其第二首曰：
玉毫高擁翠芙蓉，碎卻虛空獨有宗。
鍾磬靜中雲一壑，蒲團悟後月千峰。
拈來腐草機隨在，探得衣珠案又重。
是自名山堪結習，天華如意落從容。
徐霞客與出家人的深誼，堪稱是他生緣喜結此生裏，在中國佛教史、旅遊史、地理史上，都是佳話。
六、陳獨秀、劉三、魯迅等與蘇曼殊
蘇曼殊（1884—1918年），名戩，字子穀，後改名元瑛，曼殊是他出家後的法號，筆名有蘇堤、糖僧、燕子山僧、阿難、印禪等四十多個。廣東香山縣人，出生於日本橫濱。早年曾積極參加革命活動，並於1912年四月在上海參加南社。他創作小說，善於繪事，精通日、英、法、梵文，詩有晚唐風格，成了近代著名的詩僧、文學家。曼殊大約十六歲時，在廣州蒲澗寺削發為僧，不久又還俗，但後來在越南，又再度受戒。他並不受佛教戒律的約束，酷愛甜食，廁身於燈紅酒綠、紅粉香脂中，但也從未放棄佛教信仰，熟悉佛教經典，研究過般若、楞伽、瑜伽及禪宗、三論宗等，在短暫的一生中行遍四方、流離顛沛，過著窘困而又浪漫的半僧半俗的生活。
曼殊在求學東瀛、革命活動、創作生涯中，有不少好友。他最親密的朋友，是江南劉三（1878——1938年）。劉三字季平，號離垢，又號黃葉老人，原名鍾和，上海華涇人。早年留日時，加入興中會，1903年學成回國。為人慷慨好義，“蘇報案”發生後，留日同學鄒容瘐死獄中，劉三冒著風險，收葬其骸骨於自家田中。曼殊、劉三結交於日本，交誼深篤。1907年，曼殊東渡探親後，寫有《憶劉三天梅》詩，前有小序：“東來與慈親相會，忽感劉三、天梅去我萬裏，不知涕泗之橫流也。”詩謂：“九年麵壁成空相（作者自注：餘出家剛九年），萬裏歸來一病身。淚眼更誰愁似我？親前猶自憶詞人。”從此序、此詩，不難看出曼殊與劉三的情誼。1909年春，曼殊住在西湖韜光庵。一天深夜，他忽然聽到杜酶聲聲，不禁又思念劉三，遂寫詩一首，寄給劉三：“劉三舊是多情種，浪跡煙波又一年。近日詩腸饒幾許？何妨伴我聽啼鵾”！1904年春末，曼殊得親友資助，從上海起程往暹邏、錫蘭、越南遊曆。六年後的1910年秋，曼殊遊曆印度。劉三把此行看成是與唐玄奘西遊一樣，特作《送曼殊之印度》詩，謂：“早歲耽禪見性真，江山故宅獨愴神。擔經忽作圖南計，白馬投荒第二人。”曼殊當然不可能成為玄奘第二，但在印緝期間，他對佛教文化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還讀了一些印度的文學名著。
曼殊的另一位知交是陳獨秀（1885——1942年），曼殊與陳獨秀是在日本留學生組織青年會時認識的。1903年，曼殊從日本歸國不久，就到上海《國民日報》社，與陳獨秀一起工作，並在報上發表了取材於法國雨果的名著《悲慘世界》，半翻譯半創作、激烈反對清朝封建統治的《慘社會》這部中篇小說的大部分。對《慘社會》，陳獨秀曾潤飾文字，因此見報時署名“蘇子穀（曼殊）陳由己（獨秀）同譯”。後來的單行本才改署“著述者蘇曼殊”。1907年，他曾與陳獨秀、章太炎、劉師培等，組織“亞洲和親會”，宗旨是“反對帝國主義，期使亞洲已失主權之民族，各得獨立”。在國內或去日本時，他常與陳獨秀在一起。
曼殊與魯迅也有過交往。1907年夏，曾與魯迅合辦《新生》雜誌，但因故未能成功。1932年五月，魯迅在致增田涉的信中，還誇讚“曼殊和尚的日語非常好，我以為簡直像日本人一樣”。1925年夏，他在《雜憶》這篇文章中，還回憶起曼殊早年翻譯拜倫詩的情況：“蘇曼殊先生也譯過幾首，那時他還沒有做詩‘寄彈箏人’因此與3㈨也還有緣。但譯文古奧得很，也許曾經章太炎先生的潤色的罷，所以真像古詩，可是流傳倒並不廣。”
曼殊與章太炎、陳去病（1874—11933年）、柳亞子（1887——1958年）、劉師培等，也有交誼。曼殊逝世後，由汪精衛（1883——1944年）等人料理其後事。六年後，孫中山贈送千金，在陳去病等主持下，將曼殊葬於杭州石湖孤山。曼殊身前身後，都沐浴在友情的春風裏。
七、經亨頤、夏丐尊、豐子悟、劉質平與弘一法師
弘一法師（1880——1942年），俗姓李，幼名文濤，又名廣侯，後改名叔同，別號息霜，法名演音，亦稱晚晴老人。原籍浙江平湖，生於天津。早年在上海就讀於南洋公學，受業於蔡元培（1868——1940）年後留學日本，學習美術，旁及音樂、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