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達為人“言簡慮精，在軍，令出不二，諸將奉持凜凜，而帝前恭謹如不能言”。朱元璋曾經稱讚他說：“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婦女無所愛，財寶無所取，中正無疵，昭明乎日月，大將軍一人而已。”由於徐達戰功卓著，朱元璋對徐達很優待，徐達“每歲春出，冬暮召還，以為常。還輒上將印賜休沐宴見，歡飲有布衣兄弟稱，而達愈恭慎。帝嚐從容言曰：‘徐兄功大，未有寧居，可賜以舊邸。’舊邸者，太袓為吳王時所居也。達固辭。一日，帝與達之邸，強飲之醉，而蒙之被，昇臥正寢。達醒，驚趨下階，俯伏呼死罪。帝覘之，大悅，乃命有司即舊邸前治甲第，表其坊曰：‘大功’”。
劉基（1310——1375年），字伯溫，青田人。劉基“博通經史，於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在當時，被認為是“諸葛孔明儔也”為躲避戰亂，隱居在家鄉。朱元璋攻下金華後，聽說劉基、宋濂等人的賢名，便具禮聘請他們出山輔佐自己，劉基沒有答應，再次請，劉基才出山。劉基向朱元璋獻先破陳友諒後滅張士誠、然後北向中原以圖王業之策。當時陳友諒軍勢盛大，攻陷太平，準備東下，朱元璋手下諸將領有的主張投降，有的主張逃到鍾山去，而劉基“張目不言”。太袓召入內，基奮曰：“‘主降及奔者可斬也！……賊驕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天道後舉者勝，取威製敵，以成王業，在此舉矣。’太袓用其策，誘友諒至，大破之”。陳友諒攻占安慶，朱元璋自己帶兵去攻打，從早打到晚，攻不下來。“基請徑趨江州，搗友諒巢穴，遂悉軍西上，友諒出不意，帥妻子奔武昌，江州降。”在同陳友諒鄱陽湖決戰中，朱元璋親乘戰船督戰，“基侍側。忽躍起大呼，趣太袓更舟，太袓倉卒徙別舸，坐未定，飛炮擊舊所禦舟立碎”。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八月，朱元璋滅陳友諒，然後“取士誠，北伐中原，遂成帝業，略如基謀”。建立明朝後，朱元璋“大封功臣，授基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封誠意伯。祿二百四十石”。劉基為人“性剛嫉惡，與物多忤”。朱元璋經常與他密議政事，劉基“論天下安危，義形於色。帝察其至誠，任以心膂。每召基，輒屏人密語移時，基亦自謂不世遇，知無不言。遇急難，勇氣奮發，計劃立定，人莫能測。以聽，常呼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
宋濂（1309——1381年），字景謙，浦江人。宋濂是一個文臣，明代禮儀的製作，大多由他裁定，因而他被推為明朝國文臣之首。宋濂以自己淵博的學識，以古論今，為朱元璋建立帝業，提了許多建議。一次，朱元璋請宋濂講《春秋》、《左傳》，宋濂說：“《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他還對朱元璋說：“得天下以人心為本，人心不固，雖金帛充軔，將焉用之？”有一年，天多次降下甘露，朱兀璋向宋濂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春秋》書異不書祥，為是故也”。
宋濂“自少至老，未嚐一日去書卷。於學無所不通，為文醇深演迤，與古作者並。在朝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宴享，律曆衣冠之製，四裔貢賦，賞勞之儀，旁及元勳、巨卿碑記刻石之辭，鹹以委濂”。為此，朱元璋對宋濂優禮待之，“每燕見必設坐命茶，每旦必令侍膳”。“又嚐調甘露於湯，手酌以飲濂，曰：‘此能愈疾延年，願與卿共之。’又詔太子賜濂良馬，複為製《白馬歌》一章，亦命侍臣和焉。其寵待如此”。洪武十年（1377年），宋濂承旨致仕，朱元璋賞賜給他“禦製文集及綺帛，問濂年幾何，曰：‘六十有八。’帝乃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可也。’”
朱升（1299——1370年），字允升，休寧人。至正四年（1344年），朱升登鄉貢進士第二名。八年，任池州路學正。十二年，“秩滿南歸”，在家鄉石門山隱居。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率諸將親征浙東道徽州”，親自登門去拜訪朱升。朱升向他獻上著名的三策，“丁酉（1357年），天兵下徽，上素聞升名，潛就訪之，升因進三策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上大悅。命預帷幄密議，所居梅花初月樓，上親蒞宸翰賜焉。”朱升加入朱元璋的軍隊後，立下了卓越的戰功。朱元璋進攻徽州時，元軍福童八元帥等在徽州“練兵完城，堅守拒命”。朱升獨自一人去城下說降，他說：“江南行省平章吳國公，智量英武，一代真主也。將軍可早為善後之計，全萬民之命。”福童等人素服升有先見，遂開城出降。
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一月，金華“久拒不下”，朱升建議朱元璋親自前往指揮。朱元璋“因問兵要”，朱升說：“殺降不祥，惟不嗜殺人者天下無敵，五、七年為政於天下，乃成數也。”朱元璋采納了他的建議，十二月攻下了金華。打下金華後，朱升向朱元捧推薦了“浙東四賢”中的劉基、葉琛、章溢三人。他們的加入，對朱元璋事業的發展，起了重大的作用。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七月，朱元璋同陳友諒在鄱陽湖激戰三十六天，朱元璋在箭雨中親“坐胡床指揮”。朱升見了，連忙將朱元璋棒進船艙，而賊發流矢，已中胡床板矣。朱升不僅有武功，而且有文治。“升於明興之初，參讚帷幄，兼知製誥，一切典製，多出其手，與陶安、宋濂等名望相埒。”朱元璋登基做了皇帝，朱升等人為他製定禮儀，還專門為朱元璋製定祭祀、齋戒禮，寫了《齋戒文》，編纂《女誡》，為朱元璋寫了封賞李善長、徐達、常遇春等人的誥書。
（一）劉邦誅戮功臣
楚漢戰爭中'，劉邦為了爭取和團結反項羽的力量，不得不分封了一批異姓王。這些人不但有廣大的領地，而且握有重兵，他們並不十分聽從劉邦指揮。項羽未敗時，劉邦極力拉攏和遷就他們。項羽被消滅後，劉邦認為這些異姓王是對劉姓皇權的一個很大威脅，就不能再容忍他們的存在了。
楚王韓信便是劉邦第一個要除掉的。早在楚漢戰爭最緊要的時刻，韓信曾經逼劉邦封他為齊王。楚漢戰爭一結束，劉邦就奪了韓信的兵權，移封他為楚王。韓信初到楚地，巡行所轄縣邑，出入陳列兵仗。有人據此告發韓信想謀反，劉邦釆用陳平偽遊雲夢之計，以會諸侯於陳（今河南淮陽）為名，召韓信前來朝會。韓信知道劉邦不相信自己，但自己又沒有罪，便去見劉邦。“高袓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洛陽，赦以為淮陰侯。”韓信明白劉邦害怕自己的才能，稱病不上朝，“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漢高祖十年（前197年），陳豨造反，劉邦領兵去討伐，韓信沒有隨征。這時有人報告呂後，說韓信要造反。呂後便與相國蕭何定計，“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破，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呂後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計，反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劉邦破陳豨回來，聽說韓信已經被殺，非常高興。
梁王彭越（？——前196年），字仲。先跟隨項羽，後來率兵投奔劉邦，攻略梁地，多建奇功，封梁王。劉邦出兵討伐陳豨時，命令彭越出兵同行，彭越稱病不去，受到劉邦指責。部將扈輒勸彭越造反，彭越沒有聽從。梁國太仆犯了罪，逃到劉邦那裏報告說梁王要叛亂，“於是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劉邦貶彭越為庶人，流放西蜀青衣。彭越走到鄭地時，遇到呂後從長安前往洛陽，便向呂後哭訴，表示願意回家鄉昌邑去。呂後假意答應，帶著彭越回到洛陽。呂後對劉邦說：“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倶來。”於是，呂後指示舍人告發彭越又要謀反，於是殺了彭越的三族。
淮南王英布（？——前195年），原來是項羽手下的一員猛將，英勇善戰，後來被謀士隨何說動歸漢，輔佐劉邦定天下，封淮南王。漢高袓十一年（前196年）正月，韓信被殺，英布心裏很恐懼。夏季，彭越又被殺，劉邦還把彭越煮成肉醬，遍賜諸侯。英布“見醢，因大恐”，悄悄命令部下集結軍隊，以防劉邦來收捕他。正在這時，英布懷疑中大夫賁赫與家姬私通，準備抓他，賁赫就逃到長安，上書告發英布謀反。劉邦“以其書語蕭相國，蕭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英布發現賁赫逃走，知道劉邦定會相信他的話，便殺了賁赫的全家，發兵造反。劉邦親自帶兵出征。漢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初，英布戰敗，逃到番陽被鄉民所殺。
在此前後，劉邦又分別消滅了趙王張敖、韓王信、燕王臧荼以及臧荼被殺後繼封的燕王盧綰。
（二）朱元璋炮打功臣樓
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談到朱元璋殺害功臣時說：“明袓借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盡舉取天下之人而盡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自洪武十三年（1380年）至二十六年（1393年）的十幾年中，朱元璋製造了胡惟庸（？——1380年）、藍玉（？——1393年）兩個黨獄，功臣幾乎被誅殺一空。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發。胡惟庸，鳳陽定遠人，是最早跟隨朱元璋的文臣之一。洪武三年0370年）任參政知事，洪武六年升為中書省右丞相。胡惟庸做了丞相後，“專生殺黜陟，以恣威福，內外諸司封事入奏，惟庸先取視之”。大將軍徐達、誠意伯劉基都曾經提醒過朱元璋，說胡惟庸不適合做丞相。劉基越過中書省直接向皇帝奏事，為此，胡惟庸深恨劉基。不久，劉基患病，胡惟庸“覘上念基怠，乃陽為好者，以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基飲之，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劉基找機會將這件事報告給朱元璋，朱元璋不加理睬。過了三個月，劉基病重，朱元璋才派人去探視，知道劉基的病不會好了，便派驛船護送他回鄉。回鄉不久，劉基就去世了。因此，錢謙益說：“胡惟庸之毒誠意也，奉上命挾醫而往。”
胡惟庸權勢日盛，朱元璋對他很不放心。洪武十二年（1379年）十二月，中丞塗節告發說劉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朱元璋追究起劉基的死狀。胡惟庸背後議論說：“主上草菅勳舊臣，何有我？”這件事過後不到一個月，即洪武十三年正月，朱元璋即以謀反罪殺了胡惟庸。據載：“正月戊戌，惟庸詭言第中井出醴泉，邀帝臨幸，帝許之。駕出西華門，內使雲奇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舌鴃不能達意，太袓怒其不敬，左右撾捶亂下，雲奇右臂將折，垂斃，猶指賊臣第，弗為痛縮。上悟，乃登城望其第，藏兵複壁間，刀槊林立，即發羽林掩捕，考掠具狀，磔於市。”但《國史考異》卻說：“雲奇之事，國史野史一無可考。……鑿空說鬼，有識者所不道。”
胡惟庸案涉及麵本來不大，同誅者不過陳寧、塗節數人，“致胡黨之獄，則在二十三年，距惟庸死時已十餘年”。李善長、宋濂等都受到了牽連。太仆寺丞李存義是李善長的弟弟，他的兒子娶胡惟庸的女兒為妻，因此被定為胡黨。
朱元璋看在李善長的麵子上，沒有治李存義大罪。可是李善長卻沒有去謝恩，朱元璋非常惱火。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李善長的家奴盧仲謙等人“亦告善長與胡惟庸通賂遺交私語”。於是李善長的罪名成立了：身為元勳國戚，知逆謀而不揭發，猶豫觀望，心懷兩端，大逆不道。正巧這時有人說星變，占卜應當殺大臣應災。朱元璋便利用這個機會殺了當時已經77歲高齡的李善長及其妻女弟侄一千二百七十餘人。
位居文臣之首的宋濂也未能逃過厄運。盡管宋濂為人一向誠實謹慎，朱元璋也不相信他。一次，宋濂“與客飲，帝密使人偵視。翌日，問濂：‘昨飲酒否？坐客為誰，饌何物？’濂具以實對。笑曰：‘誠然，卿不朕欺。’”
胡惟庸被殺時，宋濂已經退休還鄉好幾年了，他的孫子宋慎牽連進胡黨案中被殺，並被抄家。朱元璋下令逮捕宋濂，戴著鐐銬押解進京，“上怒，欲誅之。皇後諫曰：‘民間延一師，尚始終不忘恭敬。宋先生親教太子諸王，豈忍殺之？且宋先生家居，寧知朝廷事耶？’上意解。濂得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
胡惟庸黨獄“族誅至三萬餘人”。朱元璋還特意寫了詔書，羅列胡黨的罪狀，並附著判決書，編成《昭示奸黨三錄》，布告天下。
胡惟庸黨獄之後，朱元璋還不放過剩下的功臣。“胡黨既誅，猶以為未盡，則二十六年又興藍黨之獄，於是諸功臣宿將始盡。”藍玉，“開平王常遇春婦弟也。長身赬麵，有勇略，從遇春麾下，每戰先登陷陣，所當無前”。洪武十二年封為永昌侯。朱元璋很器重他，有重大戰事，往往派他出征。他曾經征雲南，征漠北，戰功顯赫。藍玉功高位顯，未免輕狂失禮，遂以“粗暴取禍”。再加之胡黨案內被殺的葉昇，與藍玉是姻親，因而有人報告說藍玉參與了胡惟庸謀反。洪武二十六年，錦衣衛指揮蔣獻告發藍玉謀逆，藍玉入獄被殺。藍玉黨獄株連甚廣，“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論死者，可二萬人，蔓衍過於胡惟庸”。之後，朱元璋頒發了《逆黨錄》，其中有國公一人，列侯十三人，伯二人，都督十餘人，主要是功臣。洪武年間封侯五十人左右，胡、藍兩個黨獄就除掉了三十多人。
死於其他原因的功臣文武官員也很多。“茹太素以抗直不屈死，李仕魯以陳帝惑僧言，命武士捽死於階下，王樸、張衡倶以言事死……文臣亦多冤死。”戰功卓著的武將馮勝、傅友德、徐達也是被朱元璋害死的。
馮勝（？——1395年），“雄勇多智”，“喜讀書，通兵法”，與朱元璋“親同骨肉，十餘年間除肘腋之患，建爪牙之功，平定中原，佐成混一”，隻因為“數以細故失帝意”，於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賜死”。
傅友德（？——1394年）跟隨朱元璋“身冒百死，自偏禆至大將，每戰必先士卒，雖被創，戰益力，以故所至立功”，在征西蜀時“功為第一”。因傅友德於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請懷遠田千畝，帝不悅”，於洪武二十七年（1314年）“賜死”。
徐達功高位顯，死得較早。朱元璋不放心諸功臣，經常微行查訪他們。
“太祖喜微行，每至徐太傅家。一日，太傅病篤，帝忽至，太傅自枕蓐下出一劍，以示帝曰：‘戒之！戒之！若他人，得以戮汝也。’自後諸功臣家不複至矣。”徐達生背疽，“疾篤，帝數往視之，大集醫徒，治療且久。病少差，帝忽賜膳，魏公對使者流涕而食之，密令醫人逃去。未幾，告薨。”吳晗在《朱元璋傳》中說：“徐達為開國功臣第一。洪武十八年生背疽，據說這病最忌吃蒸鵝，病重時元璋卻特賜蒸鵝，徐達流淚當著使臣的麵吃下，不多日就死了。”
三、政局變化與君臣交誼的變化
（一）李世民與魏征有始無終
魏征（580——643年），字玄成，魏州曲城（今屬山東）人。“少孤落魄，棄貲產不營，有大誌，通貫書術。”隋朝末年，天下大亂，魏征投瓦崗軍，後投唐，在太子李建成東宮任洗馬。玄武門之變後，有人向秦王李世民告發魏征，說他曾勸李建成殺害秦王。李世民立刻派人找來魏征，“責問曰：‘爾鬩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征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李世民即位，即唐太宗，拜魏征為諫議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