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壬辰（1532年）進士、戶部主事、無錫人王問（字子裕，1497——1576年）的《宴徐將軍園林作》，把明中葉達官、縉紳在園林中池畔置酒、堂上奏樂的豪華景象生動地再現出來。料想當時適逢其會的朋友，一定留連忘返：“白日照名園，青陽改故姿。瑤草折芳徑，丹梅發玉墀。主人敬愛客，置酒臨華池。階下羅眾縣，堂上彈青絲。廣筵薦庶羞，豔舞催金卮。國家多閑暇，為樂宜及時。徘徊終永晏，不惜流景馳。”
明代是中國園林發展史上的高峰。清承明製，隨著經濟、文化的恢複、發展，園林也逐漸興旺起來，江南園林的風格，也傳至北方。但從總體看來，並未超過明代。民國年間，雖然在大都市西洋園林也開始立足，但傳統文人的結社、聚會，仍然喜歡在中國古典園林中。如南社二十周年時，社員的雅集，就是在虎丘度過的。範煙橋記述此事謂：
……地點在虎丘冷香閣。是日天忽大雨，然冒雨而至者仍有三十五人。……佩忍之女公子亨利女士，奔走招待，亦頗辛勤，且飲酒甚多，興會倍添。初擬於千人石上攝影，佩忍、天笑怕走山路，止於靖園，未與。
邵力子君、亨利女士怕為雨淋，亦弗與。與者大半如水湯雞，有張蓋者，亦別開生麵矣。……談話會中均主南社複興。先成紀念刊，以歲底為止，後因循未果焉。
五、“立限回京取紙牌”
遊戲在人們的交往中，起著一定作用。近半個世紀以來，撲克、馬將（即麻將），最為風行。撲克是舶來品，傳進中土，大概不過百年。馬將的問世時間，學者尚無定論，大體是清朝中葉以後。回顧曆史，紙牌在民間的影響最為深遠。其中的馬吊，又稱葉子，更是風靡天下。明中葉的陸容記述謂：
鬥葉子之戲，吾昆城（按：指昆山）上自士夫，下至童豎皆能之。……閱其形製，一錢至九錢各一葉，一百至九百各一葉，自萬貫以上，皆圖人形；萬萬貫呼保義宋江，千萬貫行者武鬆，百萬貫阮小五，九十萬貫活閻羅阮小七……一萬貫浪子燕青。
這種紙牌共四十頁，玩時四人入局，人各八頁，以大擊小，變化多端，饒有興味。從南宋以來，《水滸》梁山好漢的故事，通過《癸辛雜識》、《宣和遺事》的流布，以及評書、戲曲等民間文藝的傳播，影響日深，從而在紙牌上打下烙印。明清之際的李式玉在《四十張紙牌說》中謂：“三十年來，馬吊風馳幾遍天下。”此說並未誇張。大詩人吳梅村曾用擬人化手法，寫了《葉公傳》，說吳越間人士“傾囊倒屐，窮日並夜，以為高會。入其坐者，不複以少長貴賤為齒”。葉子很快傳到北方，連大學士周延儒（？——1643年）也酷好此物，簡直如癡如醉，明清之際的昆山文人周同穀記載：
壬午（按：崇禎十五年，即1642年）京師戒嚴，延儒奉命視師，上親餞之，賜上方劍旌旗，呼擁甚盛。既出都百裏，旗牌持令箭，飛馬回京。大司馬方退朝，遇之大駭，謂戎信孔迫也。都人驚疑相告，既而知為取紙牌諸弄具而已。
這真是莫大的笑話。當時有人曾作詩諷剌道：“令箭如飛驟六街，退朝司馬動憂懷。飛來頃刻原飛去，立限回京取紙牌。”隨著紙牌的發展，牌上的圖案也不斷變化，有的畫上古代將相，有的畫上甲第圖，有的畫上花鳥蟲魚之類。筆者幼時，也就是五十多年前，還每見鄉人在農閑及春節時玩此牌，俗稱“看小牌”；牌上已不見宋江之流，而代之以花鳥之類圖案。清初，馬吊“又變為遊湖之法”，“成牌曰湖”，慢慢發展成為馬將。誠然，無論是馬吊還是馬將，都具有賭博功能，有些昏昏然者甚至因沉湎其中而傾家蕩產，乃至於自殺身亡。這種濫賭、狂賭是斷不可取的。但馬吊、馬將之類，在文人、雅士手中，也確實起到了健腦益智、聯絡感情、增進友誼的作用。文學家巴人（即王任叔，1901——1972年）更是位打馬將的奇才。其友人周劭記曰：
那時（按：指抗戰時期）文場上也有明末結社之風……六七人中，除了其中一人是“陽湖派”之外，都是浙東之氓。……趙景深……稱這個小團體為“浙東學派”。……巴人在數人中年事較長，我們大家又暗地知道他是黨人，故雖是平輩之交，一切都馬首是瞻……這個人天才橫溢，似乎三頭六臂，不知有多少事務擺在他肩上，總能應付裕如，從不叫累。……我們集會時常打打不甚計輸贏的小麻將，以免保打聽、巡捕的麻煩而常至深夜。他那時任《申報》的《自由談》編輯兼社論主筆……他撰寫社論的時候是這樣的：身不離牌桌，並不停止打牌，左手一杯紹興（酒也），右手執筆落紙如飛，頃刻一揮而就；而“清一色”“三番”也便同時和出來了。
盡人皆知的是，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嘉興南湖遊船上秘密開完第一次代表大會時，也曾經以打馬將作掩護。馬將在不同人的手中，起著不同的作用。1949年，國共兩黨在北平談判期間，國民黨代表劉斐在一次宴會上，曾以打馬將為題問毛澤東，“是清一色好，還是平和好？”毛澤東答道：“清一色難和，平和容易，還是平和好。”劉斐聽後，豁然領悟，和談失敗後，決心留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