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裏和心裏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為許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著的，將作為永久的紀念……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牆上，書桌對麵。每當夜間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於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
這篇文章不僅是教育史上珍貴的一頁，也是中日人民友誼史上令人回味的一頁。
1934年，魯迅的日本友人增田涉計劃出版《魯迅選集》時，曾寫信征求魯迅的意見：選收哪些文章好。魯迅回信說：選什麼文章“請全權辦理”，“隻有《藤野先生》一文，請譯出補進去。”由此不難看出魯迅對藤野先生的深情。事實上，魯迅在晚年給日本朋友寫信時，多次詢問藤野先生的下落，但都無音信。1936年夏天，增田涉專程去上海探視病中的魯迅時，魯迅仍然緬懷著藤野先生，並說：“從沒有信息來看，也許藤野先生已經逝世了。”
其實，此時的藤野先生還健在。他於1915年離開了仙台醫專，不久回到家鄉開設了一個為農民治病的診所，默默無聞地工作著。後來，他終於知道了魯迅寫他的文章，他對其子藤野恒彌說：“魯迅這個名字，我是第一次聽到。肯定無疑，這就是當時的周樹人。在醫專時代我教過他，並給他改過筆記，這些事，我都記得。但是，他能成為這樣一個偉人，我當時一點苗頭也沒有看出。他真是有出息。在我教過的學生中出現這樣一個大人物，我很高興。”魯迅逝世的消息傳到日本後，藤野先生接受了記者的釆訪，表示了深切的哀悼，還用毛筆寫了“謹憶周樹人君”。1945年8月11日，藤野先生病逝，終年七十歲。1956年8月，在福井縣的足羽山上建立了藤野先生紀念碑。碑上的“藤野嚴九郎”幾個字由魯迅夫人許廣平題署，並鐫刻著從藤野先生贈給魯迅的照片上臨摹的“惜別”二字，當地人都稱此碑為“惜別”碑。魯迅與藤野先生的友誼，將永遠鐫刻在中日兩國人民的心中。
二、郭沫若
（一）郭沬若與小野寺
郭沫若於1918年秋，從岡山第六高等學校升入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內科學的老師是小野寺直助教授。他對耳聾重聽的郭沫若很關切，親自為他訂正筆記，指導他如何進行實習診察，並邀請郭沫若和同窗去他家中做客。他反對種族歧視，同情中國留學生。
1923年，郭沫若在九州帝國大學畢業，獲醫學士學位。但回國後，因耳聾重聽等原因，未能行醫，活躍在文壇與政壇。第一次中國大革命失敗後，郭沫若亡命日本，從事金文、甲骨文等古文字學、曆史學的研究。1932年底，小野寺直助獲悉郭沫若在日本，很高興地馳函，勸他研究東洋醫學史。郭沫若讀到此信後，很快便給這位恩師複信：
小野寺先生惠鑒：
今日得奉大劄，欣喜無似。自離母校，因東奔西走，素闕箋候。數年來流寓貴邦，亦因種種關係，未得趨承明教，恕罪恕罪。東洋醫學史誠如尊言，急宜研究，然此事似非一朝一夕及個人資力所能為者。綆短汲深，仆非所器也，奈何奈何！前在學時，側聞先生於敝國陶磁造詣殊勝，想尊藏必多逸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