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利瑪竇
利瑪竇，全名瑪泰奧·利奇（MatteoRicci）。“利”字，是他的姓的第一個音節Ri的音譯，“瑪竇”，則是其聖名Matteo的音節。他是意大利人，出身貴族家庭，生於1552年。十六歲時奉父命至羅馬神學院學習法律，1571年加入耶穌會。利瑪竇二十六歲時，曾與意大利籍神父羅明堅（1543——1607年）同赴印度傳教。明朝萬曆十年（1582年），三十一歲的利瑪竇應羅明堅的請求，到了澳門，從此開始了在中國漫長的傳教生涯。雖然，他並非一帆風順，並曾遭受過嚴重的困難與挫折，但實踐證明，他是一個非常善於交際的人。上至達官公卿，下至平民百姓，從地方到北京，都有不少人與他交往，有幾位還成了他的好友，對於他的傳教，特別是中西文化的交流，鼎力相助。如果利瑪竇沒有這些中國友人的幫助，肯定一事無成。據文獻査考，與利瑪竇有過交往的國人，起碼有一百三十餘人，其中有權勢傾國的大宦官馮保，大學士葉向高（1559——1627）年，光宗時為內閣首輔）、沈一貫（1531——1615年），名流李贄、湯顯祖1616年）、李日華（1565——1635年）、王樵（1521——1599年）、王肯堂（王樵子）、焦跋（1541——1620年）、徐光啟（1562——1633年）、沈德符（1578—1642年）、馮時可、鄒元標（1551——1624年），袁宏道、袁中道弟兄，及王泮、瞿汝夔等。現舉例略述之。
王泮，任過肇慶知府、嶺西道尹等職。他積極支持利瑪竇在肇慶城西郊建立教堂，並手書“仙花寺”、“西來淨土”兩方匾額，掛在門楣和中堂。升任道尹後，又請利瑪竇將他從歐洲帶來的世界地圖，重新繪製，將中國置於全圖的中央，以滿足中國人以天朝、天下中心自居的心理。並放大地圖，以《山海輿地全圖》的名稱刊印。這不僅使很多國人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圖，從而眼界大開，對擴大利瑪竇的知名度、社會影響，也起了重要作用。無怪乎利瑪竇洋洋自得地寫道：“實際上正是這有趣的東西，使得很多中國人上了使徒彼得的鉤。”可惜後來因故雙方斷絕了往來。
瞿汝夔，字太素，江蘇常熟人。其父瞿景淳（1507——1569年）曾任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總校永樂大典，修嘉靖實錄。正是由於這樣的家庭背景，他得以廣交友，雖家業敗盡，仍浪跡天涯，乞食侯門。在韶州，他對利瑪竇十分欽佩，拜其為師，學習數學、製作技藝。正是由於他的穿針引線，利瑪竇才認識不少韶州的官員及知識界名流。尤其值得稱道的是，瞿汝夔聰穎過人，他不僅跟利瑪竇學習《同文算法》、《渾蓋圖說》、《歐幾裏得幾何》，還將《歐幾裏得幾何》這部幾何學著作的第一卷譯成中文。這在中國數學史上，是一件破天荒的事。瞿汝夔還給利瑪竇出了一著高招，建議他易服，不穿僧服穿儒服。從此利瑪竇搖身一變，儼然是一名文士。這對他與中國人的交遊，無疑是拉近距離，方便多了。
李贄，他與利瑪竇在萬曆年間有過幾次會麵。李贄的《續焚書》卷二《與友人書》，曾記述他們往來的情況。他盛讚利瑪竇經過向中國學者虛心請教，刻苦學習後，“今盡能言我此間之言，作此間之文字，行此間之儀禮，是一極標致人也。中極玲瓏，外極樸實”。但是，他對利瑪竇來中國到底幹什麼，並不清楚，是抱懷疑態度的。不過，李贄斷定，他絕不是企圖用天主耶穌來代替周公、孔子的學問，倘誰這樣想，則未免太蠢了。
據今人研究，李贄與利瑪竇第一次會見是在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利瑪竇從北京返回南京以後。關於這次見麵的詳細情形，以另一位傳教士裴化行的《利瑪竇司鐸和當代中國社會》第一冊的記載最為具體：“那位嘯傲王侯目空一世，不肯輕易晉謁達官顯宦的李贄和尚，竟不惜紆尊枉駕先來拜訪利公。利公前往答拜的時候，他帶了許多隨侍左右的子弟們簇擁著出來相見，彼此暢談宗教，談得很久，但他不肯討論也不肯辯駁，隻說你們的天主教是好的。他送給利公兩把扇子，上麵寫著兩首小詩，是他親筆寫作；這兩首詩後來有許多人抄讀，還收入他的詩集中，刊印出來。末了，他命人把利公的《交友論》謄錄了好幾份，加上幾句推崇的話，寄給他湖廣一帶為數很多的門生。”李贄贈利瑪竇的詩是：“逍遙下北溟，迤邐向南征。刹利標名姓，仙山紀水程。回首十萬裏，舉目九重城。觀國之光未，中天日正明。”當然，這不過是一時應酬之作，盡禮節而已。利瑪竇後來說此詩堆砌典故，無實質內容，可見這位洋和尚對中國古詩已很通曉了。顯然，李贄對待利瑪竇是熱情友好的，但是，難免仍心存隔膜。這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對於很多人來說都是難以避免的。以後，李贄在濟寧又和利瑪竇有過兩次會麵，基本上是禮節性的拜訪。而且李贄處於隆重接待利瑪竇的濟寧漕運總督劉東星的陪客位置上，態度不亢不卑，這還是值得稱道的。
徐光啟是我國古代科技史上傑出的科學家，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先驅者。他的光輝成就，是與利瑪竇密不可分的。《明史》說徐光啟“從西洋人利瑪竇學天文、曆算、火器，盡其術，遂遍習兵機、屯田、鹽策、水利諸書”，這是符合實際的。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春天，徐光啟赴北京應試，途經南京。此前，他早已聽說過利瑪竇的大名，後來又看到了利瑪竇繪製，並由趙可懷、吳中明“前後所勘輿圖”一一也就是刻在石頭上的《山海輿地全圖》，對利瑪竇心向往之。到南京後，他便特地去拜訪利瑪竇，交談甚歡。後來，徐光啟說聽了利瑪竇的高論，“為低徊久之”，“以為此海內博物通達君子”。兩年後，也就是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徐光啟再次去南京，雖然未能見到時已赴北京的利瑪竇，但他從另一位耶穌會士羅如望那裏，得到了利瑪竇所著《天主實義》等書，而且很快正式受洗入教，取名“保祿”（亦作“葆祿”），成為天主教徒，應當說，心靈上與利瑪竇是更加相通了。
次年，徐光啟考中進士，入翰林院，這就有機會經常向住在“四夷館”受到禮遇的利瑪竇請教。據徐光啟的友人茅元儀《與徐玄扈讚善書一》記述，徐光啟常常穿著普通百姓的服裝，步行去利瑪竇的住處，向利瑪竇請教天主教義、西方科技，利瑪竇“講究精密，承問衝虛”，使徐光啟很受教益。利瑪竇在南京撰《二十五言》，是論述個人宗教修養的，包括二十五個條目的著作，後由利瑪竇的另一位中國友人馮應京在獄中潤色，寫了序。馮應京被釋放，徐光啟又為此書作跋，這時已是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的十二月二十一日。在跋文中，徐光啟盛讚利瑪竇篤信教義，博學多才，“其學無所不窺”，深感自己“間遊從請益，獲聞大旨也，則餘向所歎服者是乃糟粕煨燼，又是乃糟粕煨燼中萬分之一耳”。欽敬之心，溢於言表。萬曆三十八年0610年）四月中，利瑪竇在京病逝。在上海為父親守喪的徐光啟驚聞噩耗後，“哀之如師傅”。守製期滿後，他即趕回北京，為利瑪竇主持葬禮，時在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1611年12月4日）。徐光啟並將下棺時所用繩索保存起來，留作紀念，事實上，也是對利瑪竇不盡的追思。徐光啟是利瑪竇在中國最要好的朋友、學生，也是利瑪竇的友人中貢獻最大、最有影響的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