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艾儒略
艾儒略（1582——1649年），原名朱利奧·阿萊尼，艾是他本名Aleni第一字的譯音，儒略是其聖名Julio的譯音，字思及。他是意大利人，出生於阿爾卑斯山腳下的布雷西亞。1603年在帕多瓦大學學習時，結識了德國傳教士鄧玉函（1576——1630年）由於他的聰慧和刻苦學習，不久成為知名的神學家和數學家。利瑪竇根據自己的傳教經驗，寫信給羅馬教廷，建議派一批精通天文學、數學的教士來中國傳教，以取悅於中國皇帝，便於天主教在中國立足。教廷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年底，艾儒略正是響應利瑪竇的召喚，在海上曆經風浪後，到達澳門的。旋即至內地廣州、揚州、陝西、山西、杭州、常熟、泉州、興化等地傳教。
《聖教信征》說艾儒略被目為“西來孔子”，這在中國外來宗教傳布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連利瑪竇也無此殊榮。艾儒略結交的上層權貴及學者名士很不少，包括大學士葉向高（1559——1627年），葉的兩個孫子、一個孫媳、一個曾孫，都因艾儒略的勸說而加入天主教；錢謙益的大弟子、後來以在桂林抗清殉難著名的瞿式耜（1590——1650年），也是由他親自洗禮的。以著《名山藏》而蜚聲學苑的何喬遠，也與他交好。巴黎國家圖書館有《熙朝崇正集》抄本一冊，第一集是福建士人所作，絕大部分都是贈給艾儒略的，達七十一人之多。其中有幾位並非福建人，而是流寓閩中的，但都有一定的社會知名度。方豪先生曾將這些人的名字一一列出，這部《崇正集》真是集一時之盛。
艾儒略與葉向高的交往，最為時人注目。天啟四年（1624年），葉向高罷相歸田，路過杭州，特意邀請艾儒略去福建。艾儒略一度住在葉向高家，論學論道，後來著有《三山論學記》。葉向高有詩題名《贈西國諸子》，實際上主要就是贈艾儒略的，詩曰：
天地信無垠，小智安足擬！爰有西方人，來自八萬裏。言慕中華風，深契吾儒理。著書多格言，結交皆賢士。淑詭良不矜，熙攘乃所鄙。聖化被九埏，殊文表同軌。拘儒徒管窺，達觀自一視。我亦與之遊，冷然得深旨。
同安人池顯方的贈詩，題名《贈遠西艾思及》，詩謂：
尊天天子貴，絕徼亦來庭。鄒衍之餘說，張騫所未經。五洲窮足力，七政佐心靈。何必曾聞見，成言在窗冥。
何喬遠的贈詩，有“並存宇宙內，誰複加臣仆”句，尤其耐人尋味。全詩是：
天地垂廣遠，日月轉雙轂。誰謂有覆幬，光明不照燭？其間名為人，誰不同性欲？有欲必有性，完本在先覺。艾公九萬裏，渡海行所學；其道在尊天，豈異洙泗躅？天地大矣哉，不是無脛足。安得一人教，普之極緬邈。惟此一性同，不在相貶駁。且吾孔聖尊，其西則蔥竺，並存宇宙內，誰複加臣仆？維此艾公學，千古入暘穀。吾喜得斯人，可明人世目。顧雖兼行持，蘧廬但一宿。善哉艾公譬，各自返茅屋。臨歧申贈辭，證明在會續。
三、湯若望
湯若望，原名Jo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德國穀洛月（Cologne）人，生於1591年，幼年肄業於本城耶穌會學校，1611年進耶穌會。他的第二個領洗名是“亞當”，於是取與“當”字聲音近似的“湯”為中國姓；“若望”是他第一個領洗名，有的文獻中也寫作“如望”、“儒望”。儒學袓師爺之一孟子曾謂：“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湯若望據此而字“道未”。天啟二年（1622年），湯若望與金尼閣等一起來我國，先至廣州，後去北京學習華語。在此期間，他曾三次預測月食，都很準確，從而聲名大振。他是利瑪竇之後最有影響的傳教士，對中國的政治、曆法，都產生過很大影響。
湯若望與順治皇帝的密切關係，被一些傳教士驚歎為奇遇。順治親政後，對湯若望優禮有加，尊稱他為“瑪法”（滿語，即可敬的爺爺），並曾感慨言之：“瑪法為人無比，別的人並不是愛我，隻是為利祿而當官，所以常來求恩，他卻表示對恩寵已滿足，這真是不愛利祿愛君主啊！”給他戴上“通玄教師”的桂冠，主持欽天監，這在中國曆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從順治八年（1651年）至十四年（1657年），順治曾二十四次去湯若望館舍，與他交談。
湯若望對順治帝頗具影響力。其中最重要的，有兩件大事：一是順治十六年（1659年）七月鄭成功率抗清大軍北上，由長江西行，攻克南京，消息傳來，順治皇帝大驚，產生逃回關外的念頭，但經皇太後叱責後，竟暴跳如雷，拔出寶劍，劈碎禦座，聲言要親自出征，去南方討伐鄭成功。誰也沒法勸阻他。北京的各城門已貼出布告，表示皇上即將禦駕親征。這種輕率的冒險行為，引起京中各個階層的普遍驚慌。湯若望到宮中，向順治皇帝呈上奏疏，懇求他不可這樣做，不要把國家置於危險的境地。順治皇帝終於冷靜下來，放棄親自出征的打算，各城門又貼出新的布告，說明皇帝的出征已作罷。此事湯若望撰的《回憶錄》有詳細記載，木陳忞的《北遊集》也有簡略記載，陳垣先生認為，湯若望的記載是可信的。第二件大事是：確定康熙為順治的接班人。清初龔鼎孽著文稱頌湯若望的種種功德，有謂：“最後則直陳萬世之大計，更為舉朝所難言。”這是指順治議立嗣皇時，曾詢問過湯若望，“若望以康熙曾出痘，力主之，遂一言而定”。
湯若望與朝野上下很多人都有交誼。順治十八年（1661年），湯若望七十壽辰，京中大員紛紛慶賀，金之俊（曾任吏、兵、工三部尚書）稱讚若望“匡讚英主”，“非以術教而以身教”，“名業尊顯，不以形驕倨，士大夫之朝夕習於先生者，欽其卑牧，飲其和醇”。魏裔介（翰林院國史院庶吉士）則稱頌他的品德、學問，以及犯言直諫：“器大神宏，無愧於古之聖賢”，“青天白曰行事，光風霽月襟懷”，“博物君子，學貫天人”，“為西海之儒，即中華之大儒可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國家大事，有關係安危者，必直言以爭之；雖其疏章謹密不傳，然而調燮斡旋，不止一端……所謂以犯言敢諫為忠，救時行道為急者，先生之謂也”。一些名士還贈詩給湯若望，邵夔詩有“教主一天非異術，功專七克化群才”雲雲，“七克”指神修書《七克》。
康熙五年（1666年）八月十五日，湯若望棄世。他的墓，曆經三百多年的風風雨雨，至今仍保存完好（今北京市委黨校內），不時有中外人士前往憑吊。
四、大順軍、大西軍與傳教士
陝西是明末農民運動的發祥地，更是李自成（1606——1645年）大順軍的立足點。天啟五年（1625年），金尼閣（法蘭西人）神甫應陝西人王征、張鍾芳之邀，來到三原。半年後，住到西安城內。其後，經金尼閣、湯若望、郭納爵（葡萄牙人）、梅名高（葡萄牙人）等傳教士和中國信徒的努力，至崇禎十二年（1639年），西安府已“共有教友一二四〇”人，影響不可低估。此時農民大起義的烈火，早已成了燎原之勢。有無耶穌會信徒參加農民軍，至今沒有發現確切的材料予以斷定。崇禎十六年（1643年）十一月，李自成攻克西安，名曰稱王，實已稱帝。對於西安城內的耶穌會士，大順軍以禮相待，加以保護。破城後“被獲”的傳教士郭納爵、梅名高曾被農民軍的負責官員訊問，得知他倆是“遠道來華，惟為闡明真教，因即命釋放，並禁騷擾教堂”。可見大順軍對傳教士的態度是友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