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人生哲學主要以儒釋道（道家、道教）為主體，它是一種以生命問題為核心，以人性論與道德論（得“道”論、佛性論）為兩翼，以成聖成賢（得道、登仙、成佛）為終極目標的學說體係。其根本的理論宗旨在於通過對生命本質的求索，證明人之本質的道德性（或與道之同一性，或為佛性），從而使人們超越現實的具體生活而達到生命存在的本真，並進而成聖成賢、成仙了道或成佛。
（一）儒家的安貧樂道
孔子曾經自道雲：“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四書集注》，朱熹注，嶽麓書社1989年版。又曾稱讚顏回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同上。在艱苦貧乏的物質生活中，顏回獨能保持快樂；而他人見其如此，有不勝之憂慮。孔子不僅生活艱難，且時運常困頓，其他的人在此境況下早已是愁眉苦臉了，而孔子卻獨能樂亦在其中。這並不是說，孔顏皆自足於貧賤困境，喜歡這種十分艱苦的日常生活，而是他們將生活之狀態與生命之境界嚴格地加以區分，認為在生命的層麵去“求道、得道”並能“守道”，就能獲取最大最根本的人之生存的價值，故而可樂。而日常生活中的狀態是貧還是富，是達還是窮皆無足道哉。因之，宋大儒周敦頤寫道：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小”與“大”之區別，正在於生活與生命之分。關鍵在“處之一”，即人們無論在富貴裏還是貧賤中，皆能以生命之價值為重，而視生活為次；生命的滿足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生活狀態如何則可以不必在意的。由此，人們便可在貧窮困苦的生活中保持人之精神（生命）的大快樂。
（二）道家的“與道為一”
老子雲：“營魄抱一，能無離乎？摶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知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為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一”者，道也，人們若能與“道”為一且不離，就能複返“嬰兒”之天真且無知無欲無為之生命之境，是謂“玄德”。人對“道”之所“德”，實際上便是將肉體感性之生活完全合一於生命中之“道”，如此，便將人的有限之生活由“道”的無窮之途徑而趨於生命存在的無限，是為“長生久視”，是為“死而不亡”。由此，現實的日常生活在道家哲人的眼中，也被置於次要之地位，隻有那種有“道”之生活，即表現生命永恒之生活才是有價值的，而無生命之“道”的生活不啻如糞土一般：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曰：“千金，重利也；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牲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我寧遊戲於汙瀆之中以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誌焉。
追求生活與生命之道合一，使莊子拒絕了“厚幣”與“卿相”之誘，寧過一種“處窮閭陋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的生活。可見，儒道思想雖差別很大，但在凸顯生命價值高於和重於生活意義這一點上，兩者卻是共通的。當然，道家亦有其與儒學的不同之處。其思想雖然也以推崇人之內在生命為主，強調人們應該“清心”、“寡欲”，但同時也十分重視人們的世俗生活，隻不過道家的思想家們追求的是一種藝術化的世俗生活（實為與生命之道合一的生活）。所以，老子要求人們複返“赤子”與“嬰兒”的狀態，過一種無知無欲的自然無為的生活；而莊子則要求人們擺脫一切觀念的和現實社會的約束，是為“無所待”之“逍遙遊”——絕對的精神與行為的自由，此即與“道”合一的生活，其理論宗旨仍然是要人們透過日常生活去顯露生命存在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