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往作品題材的時間跨度很大，大約貫串了整個二十世紀。開始我並沒意識到這一點，說明我並非有意為之。我的寫作隨意成分很大，沒有規劃之類的東西，興之所至，東一頭西一錘的，不像許多作家在某一題材領域裏執著地挖深井。後來還是幾個批評家朋友發現了我的這一特點(或者說痼疾)，並作為一個問題向我提出。他們說我的創作具有某種編年史的性質。把我的寫作與史聯係在一起，自然是有些高抬了。但回過頭一看，就發現自己的寫作果然十分地散漫，題材幾乎滲透到百年間的各個曆史時期。時期，在漢語中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語彙。我們中國人在對曆史的記憶上很大程度依賴於發生過的曆史事件，事件就成了時期。如北伐時期、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建國初期、土改時期、肅反時期、反右時期、四清時期、“瓜菜代”時期、“文革”時期及新時期……等等。一個個時期(曆史大事件)如同一座座裏程碑，在人們的記憶裏由近而遠向曆史深處延伸。人們對於曆史事件的依賴是緣於這些事件對中國社會的形態以及國人生活境況的影響深重，難以忘懷，甚至刻骨銘心。
隻要回想到某一時期(事件)那個時期的特定畫麵便躍於眼前。如抗戰時期的挖地道端炮樓、土改時期的分田地土豪遊街、“文革”時期的紅海洋打砸搶。當然，還有在各個時期都不可或缺的苦難與血淚。作為“鏡子”的文學應將曆史的畫麵記錄存真，這是作家的職責所在。職責，現在已經成為許多作家諱莫如深的字眼，像躲避瘟疫似的遠離，似乎作家一與責任粘在一起，這個作家就等而下之不高級了，就完了。可我承認自己是個有社會責任感的作家，即使有被別人視為淺薄的危險也不改初衷(真是沒救)。正由於覺得“責任”在身，在選擇寫作題材時總惦記著作品的社會性，著眼於那些對中國人命運有著深遠影響力的方麵。比如建國以來一次次接踵而來的政治運動，我的作品都有所涉及。大概今後還將繼續涉及。如土改、肅反、反右、“文革”等。對比而言，這部以反右為題材的《中國一九五七》是我著力寫的一本書。不是說這本書寫得有多麼好，而是想通過這本書把那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弄清楚，擺擺平。
也許有人會說無論就規模還是影響力，“文化大革命”是反右運動所不能比擬的，那是一場全民的大劫難，而你的寫作卻沒有體現這一點。這是不爭的事實。這大約牽扯到對於這兩場運動的本質認識，也與我要寫的不是“全民”而是中國的知識層有關。話在這裏倒可以反過來說了：對中國的知識階層而言，無論就規模還是影響力，反右運動是“文化大革命”所無法比擬的。反右運動才是他們真正的大浩劫。而對於中國社會的民主進程而言，反右運動也同樣是一場真正的大倒退。本來便十分稀薄的民主又一下子被收入囊中，以此告示著“新民主主義”的終結。由此可見反右運動對“各方各麵”其意義都十分深遠。曾聽說一個改正了的右派教授每當家裏來了客人，首先要關閉了門窗才開始談話，且決不涉及國事政事，他擔心牆外有耳。一個知識分子本應具有的精神品貌已蕩然無存。我在《中國一九五七》中有這麼一句話：改造像一把快刀，能三下兩下將人砍削成想要的形狀。什麼是想要的形狀？那就是麵對管教(上級)九十度鞠躬麵訕口諾。一場反右運動，就這麼將中國知識分子定了“型”，也將中國社會民主不複存在的狀況定了“型”。可以說反右是中國走向極權的開端，而開端的意義總是非凡。
無論是寫作前還是寫作中，糾纏於我的不是寫作本身方方麵麵的事，如搜集素材、構思、敘述等。對於這個社會敏感性很強的題材而言，上述並不是頂要緊的。比如采訪掌握素材，在一九五七年那場運動中總共有五十七萬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由此我將他們稱之為五七人)，雖然其中不少人已離開了這個世界，但活著的仍是一個很可觀的數字。每當談到這個話題，總會有人提供說他認識的某某是個右派某某某在農場改造過雲雲。五七人是無處不在的，盡管大多數已進入暮年。這就為了解當時的情況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至於寫作的其他方麵亦不是問題，創作無定規，要怎樣便怎樣的事。那麼問題又在哪裏？糾纏於我的又是什麼？我想是對那場運動的認識與把握，對落難於那場運動中的人的心靈軌跡的認識與把握。我想得最多的是這一曆史事件所蘊含的意義以及給予我們的啟迪。這是寫作這部作品的前提。建國以來我們經曆了許許多多政治運動，後來被徹底否定的隻有“文化大革命”。而“文革”恰恰又是諸多運動中最複雜、最怪異、最難以言說的一個。當初的發動者“一網打了滿河的魚”有犯眾怒，因此遭到清算是理所當然的事。反右運動則是以“擴大化”為說法“改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