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應建立起科學的官員正常出版渠道，加強監督力度，給社會留下有價值的思想財富。
近年來，各級黨政官員中，興起一股愈演愈烈的“出書熱”。
我國憲法第三十五條明確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無疑，官員作為社會精英，如果在某方麵有一定研究，有獨到見解，能把自己在實踐中的寶貴經驗和深刻體會寫成書出版，這是給社會的一筆寶貴思想財富。
記者調查發現，有部分官員通過自己艱辛的勞動，確實為社會奉獻了一些好作品。但有些官員出的書卻質量低劣，且並非本人所作。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有些官員的出書費用也由公款埋單，出版後通過自身權力資源，將書推銷給下屬單位和個人，把賣書款放入自家腰包。
受訪的有關專家認為，要解決官員出書中的腐敗問題，不能僅僅依靠官員自律，更要從國家層麵，建立起科學的官員正常出版渠道，從而鏟除官員借出書之名行腐敗之實的溫床，把官員的行為加以規範和約束。
利益衝動催生官員“出書熱”
2008年8月15日，記者收到一本剛出版的書，作者是一位記者熟識多年的地方官員。“這本書印數兩萬冊，自己已經處理大部分。”該官員在隨後給記者的電話中坦言，“這書銷售情況不好，想請你幫忙寫篇書評在報紙上宣傳一下。”
記者仔細翻閱，發現該書為國內一家大型出版社出版，紙張優良，裝飾豪華精美，但內容卻是一些雜感、遊記、工作日記之類的大雜燴，讀起來索然無味。
目前，官員出書成為“時尚”，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據報道，陝西省不少官員出版了小說、散文和文集。西北大學文學院教授楊樂生認為：“在陝西，官員寫作非常普遍，從基層到廳局，從鄉鎮到省委，可以說已成規模了。”
那麼，全國到底又有多少官員在“著書立說”呢？記者無法統計出一個確切數據，但隻要在書店稍微留意一下就會發現，其中不少書的作者兼有官員的特殊身份。有些官員也因“著書立說”獲得“學習型”“學者型”官員及“文人官員”“兩棲官員”“儒官”的雅稱。
“現在官員出書確實不少，且動不動就是大部頭或上、下冊，一、二、三卷等。”北京西單圖書大廈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此類書中，除少數大家熟知的個別官員出的書比較暢銷外，大多銷售情況並不好，積壓非常嚴重。我們進此類書一般比較慎重。”
現實中，有些官員整日忙於應酬、公務纏身，為何能“文思泉湧”隔三岔五地出版“著作”呢？據知情人透露，很多官員的作品並非本人所作，“秘書捉刀，領導署名”在官場中早已是人人心知肚明、卻都不說破的“潛規則”。
記者了解到，隻要到一定級別的官員，都有自己的“秘書班子”。有些官員在刊物上發表的署名文章，幾乎全由秘書代勞，為官員“作文”早已成了“秘書班子”重要的工作內容之一。一般來說，單位的研究室、辦公室等部門是官員署名文章的主要出處。
一位曾經在雲南省某市給市長做秘書多年的朋友，向記者詳解了官員出書的“路線圖”——官員如果想出書，便會安排“秘書班子”為自己寫署名文章，包括調研報告、理論文章、學習體會之類，在當地報刊上刊登，等文章積累到一定數量，便會有人主動為其整理彙編公款出版。書出版後，版稅、稿費等便會有人奉送到官員手中。如果該官員願意，還可用自己的權力和影響，將書推廣到下級手中，以備“學習之需”，書款落入自家腰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