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提供“避風港”？
何謂“行賄犯罪”？《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明文規定：“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的，是行賄罪。”
但記者調查發現，在我國的法律中，有關規定基本上屬於宣示性的條文，在具體司法實踐中，很少有實際案件出現。在行賄犯罪的相應規定中，有些甚至還體現出“重受賄輕行賄”的明顯特征。
“依照我國法律規定，某些行賄者有可能無法被追究刑事責任。”北京中盛律師事務所杜立元律師告訴記者，“個人對國家工作人員行賄數額在1萬元以上應予立案，單位對國家工作人員行賄數額在20萬元以上應予立案。行賄數額若低於此標準，又沒有其他法定情形，一般不構成行賄罪或單位行賄罪；因被勒索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沒有獲得不正當利益的，不構成行賄罪；行賄者在被追訴前主動交代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
據了解，因為有些法律規定的不明確，也直接導致司法實踐很難掌握，從而使一些行賄案件最終無法認定。比如按我國刑法規定，構成行賄罪必須要求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但當前以非法物質利益行賄的現象卻大量存在——出資讓受賄人“考察”和遊玩，幫助子女出國留學，代投保險，性賄賂等，因法律無明文規定，很難以行賄罪論處。
執法者在對行賄犯罪認知層麵上的誤區，也使不少行賄者逃脫法律的懲罰。多位受訪檢察官認為，受賄者一方擁有權力，屬於強勢一方，能製造索賄的機會，一般是主動的，而行賄者多是被動的。在這種意識支配下，往往是痛恨受賄者，而行賄者則被“寬大”處理。
記者調查還發現，為盡快使受賄者得到查處，有些地方檢察機關也會對行賄者作出“減輕處罰”的承諾，以換取行賄者的“坦白”，以便從行賄者處得到受賄者的犯罪證據，甚至讓行賄者以證人身份出庭指證受賄者。將行賄者的法律責任置換成檢察機關的偵查手段，這不能不說是對法律嚴肅性的褻瀆。
“隻要行賄者積極配合把行賄的時間、地點、方法和數額老實交代，一般不會對其立案。”北京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檢察官告訴記者，“行賄者的證詞對指控受賄犯罪至關重要，要是不給行賄者出路，為了自保，他們一般不會主動交代行賄行為，從而會給受賄案定案帶來很大難度。”
在采訪中有知情人向記者反映，有些行賄者無法得到懲罰，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原因，就是有些辦案單位利欲熏心，把行賄者的“取保候審”當成為一種斂財工具。
不再讓行賄有恃無恐
從采訪中發現，現實中多數行賄、受賄犯罪均是行賄者積極地實施行賄行為，他們在主觀上具備較大的惡意，客觀上獲得了巨額非法利益，激發了受賄者的受賄意識。
“由於過度放縱行賄者，近年來行賄犯罪正在對社會風氣和法律秩序造成越來越大的危害。”李成言表示，“放縱行賄者會嚴重損害公眾對法律的信仰——如果法律沒有足夠的剛性，那麼所謂的法製社會，就可能是一句空話。”
“無限度地寬縱行賄者，盡管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案件破獲，但從長遠來看，這種做法無疑是飲鴆止渴。”南開大學博士生導師齊善鴻教授接受記者采訪時認為，“寬縱行賄助長行賄之風盛行，使受賄行賄案件處於惡性循環之中。行賄大行其道，方式方法不斷變換花樣，受賄行為必然水漲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