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調查發現，因為任期過短，有的官員對需要長期規劃、長期投入的基礎性工作不感興趣，卻熱衷於脫離當地的實際情況和承受能力，搞些短平快的“政績工程”，結果給後任留下不少“大窟窿”“爛攤子”。
每個地方要發展，需要領導幹部在法定任期內摸索，對涉及的矛盾，也需要時間和耐心去解決。記者在北京一些基層采訪時，不少群眾反映，現在有的官員到一個地方任職，基本“一年看，二年幹，三年等著換”，甚至有的一上任就活動著如何離開，沒把多少精力投入到工作中。
關於官員任期、交流的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係張鳴教授接受記者采訪時認為，主要目的就是不準官員搞裙帶政治。“地方官員走馬燈式的調整，雖然不能就斷言存在用人上的腐敗問題，但有些官員到崗不久，還沒熟悉或剛熟悉，就被調到其他地方，使地方施政缺乏長期性與穩定性。”
“在原領導要走但沒走、新領導要來但還沒就位時，有的機關很多工作就停滯下來了。”北京市直屬機關一位年輕公務員認為，“如果頻繁調動領導，容易打亂機關的工作部署，特別是一些人，整天就把精力放在揣摩新領導意圖上，很少踏實去幹工作、辦實事。”
官員調動過於頻繁還直接助長了買官賣官風氣的形成。比如，山西省翼城縣原縣委書記武保安，上任後多次在各種會議上講要對幹部進行大交流、大調整，斂財達500萬元。吉林省白山市政協原副主席、白山市委統戰部原部長李鐵成在擔任靖宇縣委書記期間，6年裏將全縣500餘名幹部調整了840餘人次，平均每人動了兩次，收受賄賂114萬餘元。
據報道，在安徽近年落馬的18個腐敗縣委書記中，很多是剛上任就利用幹部人事“洗牌”的機會賣官鬻爵、大肆斂財。
“對官員頻繁調動，是對我國《憲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的漠視。”北京中盛律師事務所杜立元律師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地方黨政官員，是通過《選舉法》《黨章》《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等規定選舉、選拔出來的，需要經過嚴格的程序才能委以重任。但是官員任期未滿，就由上級頻繁調動，這與我國建設法治社會的目標背道而馳。”
多位受訪者認為，主要官員在任期內頻繁調動，在一定程度上，已經使地方的選舉製，實際上變成了變相的任命製。
什麼在催生“加速度”
從調查中可以看到，官員在任期內頻繁調動，原因除製度存在漏洞外，主要是有的地方對選任製官員的理解存在偏差，習慣用對待委任製官員的辦法，隨意調整選任製官員的職務。
現行一些法規條文，不夠嚴謹統一，給隨意調動官員留下很多變通空間。比如，在任期製的規定中，是一個任期還是多個任期，是部分官員還是所有官員適用任期製，缺乏明確的規定。
另外，《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三十六條規定：“黨的各級領導幹部，無論是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或是由領導機關任命的，他們的職務都不是終身的，都可以變動或解除。”這條規定是為了防止職務終身製，但由於沒有細化的任期規定，也就使幹部經常調動或長期任職成為可能。
“我國的幹部選拔機製，習慣於集權於上。這是官員頻繁調動的根源所在。”張鳴認為，“現在一些地方的主要官員，覺得自己的前途是把握在上級手裏，所做的一切主要是為上級負責。所以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