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質上講，大一統的官僚帝國是排斥貴族化的。因為它必須保證擁有最多的納稅平民，同時要使得官僚體係的大多數成員是流動性的，而非世襲的。隻有這樣，才能確保中央集權國家的實力，才能使得社會精英不斷地被吸納到管理階層來，更重要的是確保帝國的皇帝對管理層的人事權。
所以，隻要還維持這種郡縣製的君主體製，貴族化發展就不僅要受到其製度內在邏輯的抑製，也會受到製度外殼的限製。門閥政治說到底，隻是官僚政治的一種畸變，隻要官僚政治的邏輯還存在，遲早會糾正這種畸變。自東漢以來，豪強門閥與皇權之間的爭鬥，實際上反映的是製度的內在邏輯與貴族化因子的衝突。從某種意義上說，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豪強門閥，是一種不完全形態的貴族。他們雖然可以實現身份地位的世襲化，但卻難以恢複西周時大小宗的宗法製度，難以堅持嫡長子繼承製。據陳寅恪先生的考訂，南朝士族社會不重視嫡子，“不諱庶孽”（參見《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200～201頁。）。不堅持嫡長子繼承，貴族的地位就不穩定，總是處於內部動蕩之中。即使隻有幾十個望族，如果嫡庶不分的話，國家也不可能保證所有望族子孫都有足夠的好位子。更何況，魏晉南北朝的貴族門閥，多數要憑借做官這一途徑，才能成就地位。這樣勢必難以脫離皇權的束縛。有這樣的先天不足，在跟官僚帝國體製的鬥爭中，貴族門閥實際上是難以取得最後勝利的。
北朝的製度基本上是南朝的因襲，門閥政治也不例外。但是，北朝基本上是少數民族統治。雖然這些少數民族多數都存在漢化趨向，但這是一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這個過程中還有反複，就是說有反漢化甚至胡化的可能出現。所以，北方遊牧部落的文化，難免會對北朝政治產生影響，影響到北方士族“辨氏族，明人倫”的努力。同時，北方遊牧民族作為統治民族的存在，使得北方士族不可能像南方的那樣，占據政府高位，少數民族出身的軍事貴族，才是真正的統治者，漢官最多也隻是一種補充。雖然北方也有皇帝認可的名門大姓，但更多具有招牌意義。況且，自北魏朝以崔浩為首的士族被殺後，北方士族的地位實際上一直處在下降線上。到了北周時期，北方士族中的名門已經墮落到要靠與低等家族聯姻，收取巨額補償費來牟利的地步了。
從製度演變的角度看，隋唐兩朝像是一對扣得很緊的鎖鏈。前一個創製，後一個繼承，珠聯璧合地完成了中國曆史上第二次大的製度轉變。在這個時期，大一統的官僚帝製走向了成熟。
隋唐製度轉變的一個關鍵環節，就是實現了官僚體係的考試錄用製度，即我們常說的科舉製。這個製度是一個利器，削平了士族的殘餘，保證了官僚群體的不斷更新，也保證了國家編戶齊民的穩定。從此以後，不管形勢有多大變化，土地兼並有多劇烈，國家的主要納稅對象自耕農都能保持在總人口的半數以上。社會的等級製也被適當地限製在一個可以接受的範圍內，而且圍繞著現任官員的官階伸展自己的梯子，最大限度地限製了世襲化的趨向。
第一節隋朝的創製
北魏自孝文帝大規模漢化之後，統治階層中不願意漢化的鮮卑軍事貴族，出現了強烈的反彈，最後北魏分裂，形成東西兩部分。西部統治者宇文氏建立北周政權，最終統一了北方。宇文氏的成功在於，既保持了鮮卑人的戰鬥力，比照鮮卑人原來兵牧合一的軍事組織，建立府兵製，同時力求保持鮮卑的簡樸作風，甚至恢複原來鮮卑人的鮮卑姓，強令進入軍隊的漢人改鮮卑姓，呈現出鮮卑化的跡象。但是，另一方麵，他又模仿西周官製進行改革，恢複六官製，力求製造直接承襲華夏正統的印象。而且，經過改造的府兵製，逐漸剝奪了各府將軍的掌兵權，將府兵直接置於皇帝控製之下。就這樣，在漢化與鮮卑化之間走鋼絲的宇文氏獲得了成功。但是，走鋼絲維持不偏不倚相當困難，周武帝以後，繼承者滑向了鮮卑化的一邊，結果激起了已經勢力很大的漢人普遍的不滿。身為外戚和勳臣的楊堅，乘機代周而立，建立了隋朝。
隋朝的開創者對於製度建設從建國伊始，就表現出空前熱情，顯示出新朝氣象。
首先，恢複並且健全了三省六部的中央機構，確立了中書省（時稱內史省）草詔、門下省審核、尚書省執行的三權分立製衡機製。尚書省各部分工也進一步明確和固定。經過一個不長時間的過渡，形成了吏部、禮部、兵部、刑部、民部和工部的六部行政部門，每部下轄四個司，六部共二十四司。各部所轄的司，均跟本部事務相關，形成一個整體。隋朝在那個時代，應該是世界上分工最明晰的政府。後來的唐朝，隻是將民部的名稱改為戶部，除此以外沒有任何變化。三省六部進一步確立之後，原屬九卿範圍的各個監寺的地位繼續下降，淪為可有可無的輔助性機關。這樣的六部與監寺格局，奠定了此後官僚製帝國的基本行政架構。這種架構一直延續到了清朝末年，才被從西方引進的新式現代政府體製所取代。
其次，隋朝整理了魏晉以來混亂的地方區劃，廢除了所有的僑立州郡，將州、郡、縣三級改為州縣兩級。改革後的州比秦漢時的郡還要小，進一步削弱了地方勢力，以便於中央管理，但也使得地方區劃過小，難以形成自主性。
其三，隋朝開創了科舉製，這是官僚體製的最大轉變之一。隋文帝楊堅雖然廢除了九品中正製，但卻回到了漢代地方推舉的老路上，這實際上已經行不通。隋煬帝楊廣，雖然被正史譏為空前的昏君和暴君，但在製度創新上，卻有獨到之處。正是他開創了考試取士的新製度。隋煬帝登基不久，就下令十科舉人，其中就有“文才秀美”一科，而且是最為隋煬帝所看好的。隨後十科減為四科，還是有“文才秀美”科，即進士科，進士科的取士，以考策論為主，考試在中央政府舉行。漢代實行察舉製的時候，也有考試，但是取舍主要依靠地方推薦，考試隻是輔助手段（實際上，就是九品中正製下，世族子弟為官者也要多少顯示一點文才才行），而科舉製雖然也要靠地方推薦，但考試卻是取舍的主要手段。從此，中國選舉製度開辟了以考試作為人才取舍主要標誌的科舉時代。當然，南朝末年整個士林雅好文章辭賦，蔚成風氣，影響到北方。上流社會以文采相尚，也對以文選人的選舉製度的產生有促進作用。隋煬帝本人也具有相當的文才。據說，他曾經誇口說，就是跟士大夫們比文才，他也應該做皇帝的。有幾個比他詩做得好的大臣，都被他借故殺掉了。這雖然表現了他的殘忍，但也說明他的確非常重視文才。這也為後來整個社會重視詩歌、重視進士科的風氣開了頭。
隋煬帝愛做詩文，但有人超過他，就感覺不快。司隸薛道衡有佳句過之，遂尋事殺之。薛死後，煬帝還恨恨地說，看你還能作“空梁落燕泥”不？隋煬帝一次作《燕行歌》，令諸文士和之，著作郎王胄之作與煬帝不相上下，由此被嫉恨，王胄居然因此丟了命。王被害之後，煬帝也恨恨地說：“庭草無人隨意綠”這樣的詩句你還能寫嗎？（劉餗：《隋唐嘉話》上）
其四，隋朝完善了府兵製，建立健全了掌管與訓練府兵的折衝府。在中央一級設置十二衛分管兵府，使寓兵於農的府兵體製更加製度化。
其五，隋朝整頓了長期以來混亂的律法。本著從輕的原則，刪繁就簡，製定《開皇律》，共有名例、衛禁、職製、戶婚、廄庫、擅興、賊盜、鬥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等12卷。這部法律廢除了車裂等酷刑，而且將死刑終審權收回中央，死囚須經大理寺複核才能執行。後來影響很大的唐代《貞觀律》、《永徽律》，實際上都是《開皇律》的修訂。其法律精神一直延續到清代。
最後，隋朝還開始著手重建禮製，清除北方少數民族統治的痕跡，比如恢複漢姓，恢複漢族文化習俗。其中，最重要的是恢複禮製。實際上，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除了極個別以外，大多都有自己的禮儀規矩，但是隋朝以繼承漢人正統自居，故而強調要恢複周禮。但實際上，據陳寅恪先生研究，隋朝甚至後來的唐朝所實行的，不過是南朝禮儀和北齊禮儀的複合體。
隋朝雖然完成了大多數製度的創製工作，但是，由於隋煬帝這個精力過於旺盛、卻又少不更事的年輕皇帝的緣故，結果像秦朝一樣，二世而亡。顯然，作為一個以農業為經濟基礎的國度，盡管幅員廣闊，國力強盛，但如果一味地大興工程，盲目地對外開戰，還是很快就會耗盡國力的。好在繼起的唐朝幾乎完全繼承了楊家開創的製度遺產，並使之發揚光大，在政策上又刻意避免了前朝之失，結果成就了曆史上的盛世。
第二節三省六部和集體宰相體製
唐朝統治者是眼看著強大的隋朝，怎麼樣突然雪崩式倒塌的。而李家父子能夠取而代之，雖然憑的是馬上功夫，不是像前朝那樣，“奪江山於孤兒寡母之手”，但主要還是隋朝政治的失策，才給了他們機會。一般來講，後一個朝代往往注意汲取前朝教訓，唐朝統治者當然清楚，自己的成功實際上建立在隋朝的失誤上。他們理智地意識到前朝的失誤多在政策層麵，而製度建構卻是應該肯定的。唐朝統治者是漢化的少數民族，跟楊氏家族這種帶有胡人血統的漢人一樣，同是北周的軍事貴族出身。在統治大思路上，他們實際上是心有戚戚焉。
從隋朝起，三省長官就已經是正式的宰相，但是，有時候也讓其他官員參與進來，給他們以“知政事”的名義，因此也被視為宰相。唐代進一步完善了三省宰相製度，而且為了防止各機構之間的扯皮，實行了宰相集中議事製。三省長官和其他參與決策的官員，集中到門下省開會，開會的地點被稱為政事堂。日常所有政務，都集中討論，將討論的結果送交皇帝裁決即可。時間一長，政事堂成為一個高於三省的決策機構，三省長官實際上脫離了本部門，專一負責全國政務的處理。於是，三省的副職左右仆射，成為三省的實際負責人。後來皇帝幹脆不設三省正職，以副職替代，讓副職進入政事堂，於是宰相的官階降低了，更便於皇帝的控製。
在唐太宗末年，由於擔任中書省長官的人多年受到皇帝信任，所以中書省的地位日見提高，於是政事堂移至中書省。除了中書省長官以外，其他兩省的長官不一定是當然的宰相。無論擔任何職，隻要頭銜上加上“中書門下平章事”或者“中書門下三品”，就是宰相。武則天專權以後，宰相之中出現了秉筆宰相，成為事實上的首相。由於政事堂成了最高決策機關，所以，必須有屬員參與辦事，但是，它又不是製度規定設置的機關，於是就從中書省抽調中書舍人，來政事堂辦事，實際的政令執筆者，就是這些舍人。由於跟最高權力中心如此接近，於是中書舍人成為具有實權的官職。
有唐一代，宰相會議是全國政務的核心。會議一日停頓，則國家政務一日不行，所以，宰相會議必須每天都開，而皇帝倒不必每日上朝。唐代政治跟西漢一樣，實際上可以說是一種君逸臣勞的模式。
政事堂每日所議之事，大體上可以分為四種：一是日常事務，即每天的例行公事。這種事情均由宰相自己處理。凡事討論決定即可，最後形成一個書麵的意見，報皇帝例行批準，一般皇帝都是掃一眼就批。這個手續屬於走過場。二是宰相所認定的軍國大事，最好是在皇帝沒有意識到之前先行討論，拿出意見。在唐代的全盛時期，絕大多數政務都是由宰相會議首先提出，討論而後提出成型意見，最後才交皇帝核準。三是皇帝所認為很重要、而又為宰相們所遺漏的事務，由皇帝特意提交政事堂討論。比如，武後時期，一次武後要宰相們討論來俊臣等人停妻再娶的事情。當然，即使是這樣的事情，如果皇帝要求討論，宰相們也得議論一番。四是某些官員通過某種渠道，繞開政事堂，直接將奏折遞到皇帝手裏，或者某些下麵奏折上的意見，宰相們認為不需要處理，但皇帝有別的意見的時候，皇帝會將這些奏折交下來令宰相們討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凡是後兩種情況，宰相們如果認為不妥，可以跟皇帝唱反調，駁回皇帝的要求。當然，皇帝如果頑固堅持自己的意見，可以交宰相們再議，直至將某些人撤掉，換上聽話的人來討論。顯然，後一種處置，往往會導致政壇波瀾，一般不會輕易動作。
政事堂按例供應酒席，極其精美。有一次宰相們認為飲食過於奢費，欲上報皇帝請減其料。侍中張文瓘（門下省長官，宰相之一）說，皇帝設此酒席，本是重視政事堂為行政中樞，禮遇我們這些身居高位者，把我們當賢才看，才這樣做的。如果諸位自己不稱職，那麼可以自請辭職讓賢，沒有必要減公膳，以換取虛名。國家看重我們的，不在於此，而宰相能不能辦好國家大事。如果能辦好事，這點酒席並不算奢費。（劉肅：《大唐新語》卷7）
但是，如果宰相總是跟皇帝頂牛，而這個皇帝又有點脾氣的話，那麼宰相往往是要被罷免的。如果有些宰相出於自身利益考慮，很可能一味順從皇帝，做一個模棱宰相，完全按皇帝的意思辦事。不過，在政治還清平的情況下，這樣的宰相往往會受到朝臣攻擊，甚至可能到後來皇帝也會不喜歡他。因為皇帝也不可能事事自己拿主意，肯定有大批事務他沒主意或者不想拿主意。
第三節科舉製度
科舉製度是隋唐製度變革的關鍵，也是隋唐製度的標識。從此，中國的官僚製走上了通過考試補充人員的道路。這在世界政治文明史上，無疑是一個創舉，一個過分超前的製度因素。正是這一因素，確保了中國傳統官僚型帝製的個性。科舉製是隋煬帝的創造，隋煬帝雖然在中國曆史上名聲很不好，是出了名的暴君，但在製度建設方麵，還是頗有建樹的。以考試取士就是他的一大創造。
1．科舉製度的科目
隋唐科舉科目先後有變化。隋朝四科取士，進士科為主。到了唐代，科舉考試日趨完善，其設置過的科目前後不下幾十種，不過，常設的科目不過數種，有秀才、進士、明經、明法、明算、明書、明史等。此外，還有特殊時期設置的開元禮科、道舉等。這些科目的設置，既反映了某種時代的“習好”，也反映了那時政府對各方麵專業人才的需求。
不過，科舉雖然科目設置比較多，其中除了秀才科由於期望過高，考試過於嚴格，取人太少，唐初就被停止以外，實際上隻有明經和進士兩科最為常見，其他的科目大多處於萎縮狀態。這是因為在那個時代，整個社會以農為主，政府一般又不參與經濟管理，政府事務對專門化的要求不高，隻要綜合素質好，具有相當智慧，就足以應付政務，在仕途上也往往就混得比較好，反之，那些對某一專業特別擅長的人，卻往往長期沉積在類似刀筆吏的位置上，得不到發展。
（1）明經科。
明經科顧名思義，就是考儒家經典的科目。唐代將儒家經典分成三類，一類為大經，有《禮記》和《左傳》；一類為中經，包括《詩》、《周禮》和《儀禮》；一類為小經，《易》、《尚書》、《公羊》、《殼梁》屬之。其中《論語》和《孝經》是所有應試者必須充分了解的常識性儒學知識，是必考的內容。
考試的方式分為帖經和墨義兩個程序。先考帖經，即將一段經文貼上一句，讓你將之填上，類似於我們今天的“填空”。一般貼十條，能填上六條為及格——中上，七條為上下，八條為上中，十條滿分——上上。然後考墨義，類似於默寫。也是考十條，等級分類與帖經同。最後考策論，即對時務的議論看法。考試按成績分四等錄取，分別授予從八品到九品的官階。
策論是每個科目都必考的，往往形成一定的套路，幾科下來，大家都知道了，幾乎沒有人不會考，也沒有人通不過。而帖經與墨義則是看考生對儒家經典的熟悉程度。相對來說，這還是比較容易的，考生隻要將有數的經典背熟就行了，不僅考試容易，錄取的比率也比較高，每年大約有10%～20%的錄取率。
明經科的存在與發達，表明了王朝正統意識形態對儒家倫理的依賴。漢代的察舉製通過舉薦和考試兩道關口來貫徹這種意識形態。經過玄學和佛教的衝擊，國家的儒氣有所減淡。隋唐統一，傳統意識形態開始恢複。統治者顯然明白，儒家倫理對穩固統治的作用是無法取代的。事實上，不僅明經科主要考儒家經典，就是每科必考的策論，也充斥了儒家氣息的說教。當然，由於唐朝的李家皇帝，冒充傳說是道家經典《道德經》的作者李耳的後裔，所以對道家、甚至道教情有獨鍾。在某些特殊場合，甚至一度將明經科的考試內容改為《道德經》，唐玄宗還開過道舉。但是，從總體上看，考試內容上儒家倫理的統帥地位並沒有動搖。當然，明經科的發達，還跟它的考試內容相對容易有密切的關係，一種既合乎正統道義，又方便過關的人事考試，注定是有生命力的。
（2）進士科。
進士科是從隋朝以來最受重視的科目。其來源據說是《禮記，王製》。《禮記》很多篇章是後世儒者對理想製度的描述，“進士”估計也不例外。從隋朝到唐初，此科主要考策論，以文辭華美為勝。後來增加帖經和雜文，帖經隻是加了一點儒家經典的內容，而所謂的雜文，則是指帶有諷喻性的帶韻美文。中唐以後雜文改為律詩（五言排律六韻十二句），更增加了考試的難度和挑戰性。進士科考試相比明經來，要難得多，錄取的比率也低得多，每科不過1%～2%的錄取率。所以俗語有“五十少進士，三十老明經”之說，說的是五十歲能考中進士並不算晚，而三十歲考取明經已經算老的了。
雖然進士難考，但終唐之世，士之有為者，大多趨之若鶩。屢敗屢戰者有之，前赴後繼者（父子相繼）亦有之。關鍵是這種考詩賦的考試，能考出人的文字修養和文學才能來。一旦考中，則為人所推崇。律詩，尤其是排律，是對文識意境、文學修養、詩歌音韻以及文字技巧都要求比較高的一種詩歌形式。好的律詩，不僅意境悠遠，文辭清美，而且讀來抑揚頓挫，餘音繞梁。從某種意義上說，要想做好詩，不僅要有精深的功夫，而且必須有點天才才行。由於進士考試的帶動，整個士林，乃至整個社會都對詩歌重視起來，朝野流行律詩，連酒樓妓館，也傳唱不絕。這種社會風氣，反過來又影響到科舉考試，以至於後來的進士科，完全依律詩做的好壞取人，其他的因素都不考慮了。
進士難考，考取後也是安排做八九品的小官，但以後的發展卻比明經快得多。唐朝的宰相，進士出身的人往往要占一半以上，其他的名臣和名人，也往往是進士出身。科舉製越是發展，出身寒門的知識分子通過進士出身的就越多。從某種意義上講，進士科才是真正打破門閥世族的利器。
進士與明經是經常舉行的科目中，最常見的兩個，都屬於“常科”。除此之外，還有皇帝為某種特殊目的特意安排的科目，被稱為“製科”。不過，製科出身不為人看重，而且也不經常舉行，所以不再敘述了。
以上講的是文科考試，屬於科舉考試的主要部分。但唐朝自武則天開始，還開科武舉。武舉由兵部主持，既考騎射功夫，也考武藝和負重能力。考試合格者，成為武職官員。據說中唐名將郭子儀，就是武舉出身。武舉考試中試率也相當低，也是l%-2%，非有一身硬功夫，不能過關。
2．科舉取士的過程
科舉考試往往跟學校的學習過程有密切關係。參加考試的考生，往往有兩個來源，一是“生徒”，即在地方和中央官辦學校中學習的學生。隻要在學校考試合格，就可以直接報名參加中央的“省試”。二是“鄉貢”，即沒有在官學就讀的知識分子。隻要想考試，也可以通過所在州縣報名參加。不過要先通過縣和州的兩級初試，合格後，再到京師參加省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