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說它們就是一個銅板的兩麵，那也不對。新文化運動是文化上的新舊對抗，而五四運動是朝野的政治博弈，範疇不同。用“五四時代”這個概念可以涵蓋二者，但用“五四運動”，則容易產生歧義，不足以涵蓋二者。
在這一個舞台上，在這一出戲裏，隻有不同的角色，沒有哪個是紅臉，哪個是黑臉。五四運動的參與者，既有來自新青年陣營的，也有來自孔家店的。五四運動之所以能夠把全民動員起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提出了一個很有鼓動性的口號：山東是孔孟之鄉，是孔家店的發源地，決不容日本人侵占；保衛山東就等於保衛中華民族的文化之根一樣。
這實在太吊詭了，以至於常被左右為難的研究者所回避，新文化運動打了半天孔家店，但當民族危機發生時，孔家店卻依然是動員民眾的最有效的政治資源與文化資源之一。這是極具諷刺意味的，我們還能說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領導了五四運動嗎？或者還可以進一步問，新文化一定要以打倒孔家店為前提嗎？當初反對打倒孔家店的，就一定是新文化的對立麵嗎？
所有這些，都是我寫這本書時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所謂昨日之因，今日之果；今日之因，明日之果，曆史的因果絲毫不爽。從辛亥革命，到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從國民革命，到共產主義革命，一環緊扣一環，這是一個必然的、連綿不絕的過程。因此，胡適的感歎，如果擴大為“共產主義革命在中國的勝利，皆起於新文化運動之會”，並承認他自己也曾經是這個曆史盛會的推手之一，就與事實相距不遠了。
五四運動是一個說不完的話題。自從發生五四運動以來，它就不斷被述說，幾乎所有史料，甚至每個細節，都被羅掘俱窮了。當我想把這段曆史再梳理一遍時，已沒有什麼新鮮的故事可以講述了，隻能以我的思想，我的眼光，重新解讀那些眾所周知的陳年舊事。
對中國的曆史，也許我有過於深重的宿命感，不太相信有什麼偶然事件可以改變曆史發展的方向，如果曆史確實被某些事件改變，我倒寧願相信那些被改變的東西，才屬於偶然的插曲。正如兼容並包的北大是偶然的，而“此夜之會”的北大才是必然的；辛亥革命後思想界的百家爭鳴是偶然的，“不容匡正”的思想革命才是必然的；自由與理性的聲音是偶然的，革命與救亡才是必然的。
正是這種宿命感，把我的這本書，與其他曆史研究者的視角與著述拉開了距離。當然，我不是一個悲觀者，我相信偶然積累多了，終有一天是可以變成必然的，雖然那得經過幾代人的艱苦努力，才能把基因慢慢改造過來，但希望總是有的。
2009年2月於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