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月26日晚上發生的事情，在中國近代史上，似乎值得留下一筆，因為那天晚上，蔡元培、湯爾和、馬敘倫、沈尹默等人在北大會議，決定讓陳獨秀離開北大。胡適在多年以後感慨地說：“以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後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皆起於此夜之會。”
其實，胡適有點自欺欺人。陳獨秀即使不離開北大，也不會走上自由主義的道路。因為陳獨秀思想上，本來就沒有多少自由主義的基因。無論是打孔家店也罷，白話文運動也罷，與林紓論戰也罷，他都站穩了一元絕對的立場，旗幟鮮明地宣稱“新青年”的主張不容匡正，不僅預示了新文化運動的歸宿，而且也預示了他自己的未來路向。
作為一個曆史人物，陳獨秀是辛亥革命埋下的種子，吸收俄國革命養分成長起來的，和自由主義完全不搭邊。由江湖會黨為骨幹的同盟會領導，以袁世凱訓練出來的新軍為基本力量的辛亥革命，根本不可能使中國自由主義化。所以，胡適大可不必感歎。李大釗沒離開北大，他不也一樣信仰了共產主義革命嗎？
如果拉開曆史的距離來看，新文化運動同樣不會使中國走上自由主義道路。因為它的性質是為辛亥革命補上理論一課，這決定了它必然以替天行道、不容匡正的絕對姿態出現。雖然人們把“啟蒙運動”的桂冠贈予了它，但它與歐洲的啟蒙運動，無論是文化基因、思想譜係，還是前因後果，都有著完全不同的DNA，無法相提並論。
所謂啟蒙運動，是要啟自由與理性之蒙，但什麼是自由與理性？隻有把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新青年”、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研究係、以章太炎、林紓、劉師培、黃侃、辜鴻銘等人為代表的舊學說統統納入這場運動中，呈現一種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多元發展的局麵，才可以稱之為自由與理性的蘇醒。但回顧曆史，這樣的局麵並沒有真正出現，隨著國民革命的勃興，國民黨的崛起，思想文化也向二元對立，一元絕對的方向演變，最後甚至出現了“革命的進此門，不革命的滾出去”、“不為同誌，即為叛逆”的極端情形。
不少研究者都說，那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在啟蒙與救亡之間搖擺，五四運動標誌著啟蒙最終讓位於救亡。胡適就曾感歎，五四運動是對新文化運動的“幹擾”。其實，這同樣是他一廂情願的錯覺。
中國的新文化運動，肇遠因於鴉片戰爭、甲午戰爭，承近因於辛亥革命，從一開始就是以民族主義為前驅，以救亡為己任的。所以，當我們追溯那段曆史時，不難發現，“亡國滅種”的陰影，一直盤桓在知識分子的心頭，也成了新文化運動一個貫穿始終的主要話題。
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關係，錯綜複雜。但在民族主義的基因上，它們是一脈相承的，五四運動為國民革命和共產主義革命準備了大批幹部，這些幹部多數是新文化運動的活躍分子，從這個意義上說，新文化運動是啟了革命之蒙，啟了救亡之蒙，並不存在“讓位”的問題，也談不上什麼“幹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