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陳獨秀對“好政府主義”，不屑一顧，6月17日，中共在“對時局主張”中，把“好政府主義”，輕蔑地斥之為“妥協的和平主義，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並指這種主張“正都是‘努力’‘奮鬥’‘向惡勢力作戰’的障礙物”。《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1922年6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選》（一），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胡適看到批評後，在《努力周報》上公開回應說：“我們並不菲薄你們的理想的主張，你們也不必菲薄我們的最低限度的主張。如果我們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時，你們的理想主張也決不能實現。”胡適《這一周》。《努力周報》第10期，1922年6月
這兩位曾經是文學革命戰壕裏的親密戰友，雖然還保留著許多美好的回憶與私誼，但在政治上，已是涇渭分明，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了。
劉半農還在國外，他與國內的新青年同人，星離雨散，音問兩疏，當然也無從與聞。劉半農因為在北大被人看不起，發憤到法國留學，最終亦學有所成，他的《漢語字聲實驗錄》，獲得法國“康士坦丁·伏爾內語言學專獎”，他可以自豪地挺起胸脯，衣錦榮歸，有足夠的資格，與北大的名流教授們比肩而立了。然而，縱觀劉半農的一生，真正體現他人生價值的，卻不是“康士坦丁·伏爾內語言學專獎”，而是出國鍍金之前，作為新青年同人，瀟灑倜儻，意氣風發，“丈八蛇矛筆，橫挑馬上將”的那些日子。
魯迅說：“他回來時，我才知道他在外國鈔古書，後來也要標點《何典》，我那時還以老朋友自居，在序文上說了幾句老實話，事後，才知道半農頗不高興了，‘駟不及舌’，也沒有法子。”再後來，他們在酒席上見麵，除了“今天天氣……哈哈哈”，竟也無話可談了。曾經“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的魯迅，“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長歎”。魯迅《憶劉半農君》。《魯迅全集》（六），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不過，他是不是真的很在乎這段交情，則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了。
魯迅自1920年8月進了北大，在中文係當講師，因為他在教育部還有一份正職，所以在北大隻能兼職講師，不能當教授。他常說自己思想太過黑暗，他的武器是匕首和投槍，對敵人冷嘲熱諷，揭其肮髒老底，撕其虛偽麵具，是他擅長的，所以他的雜文所向無敵，但像《我們的政治主張》這類正兒八經向政府提點建設性意見的事，他是絕對不做的，避之惟恐不及。
當時魯迅對“好政府主義”沒表態，但八年之後，他在反擊梁實秋的批評時，才翻出舊事，狠狠地嘲諷說：“獨有‘好政府主義’這‘一副藥’，他在藥方上所開的卻不是藥名，而是‘好藥料’三個大字，以及一些嘮嘮叨叨的名醫架子的‘主張’。不錯，誰也不能說醫病應該用壞藥料，但這張藥方，是不必醫生才配搖頭，誰也會將他‘褒貶得一文不值’”。魯迅《“好政府主義”》。《魯迅全集》（四），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新青年陣營中的另一位健將錢玄同，也沒有參與“救火”活動，他依然埋頭研究漢文字，與當年一起反傳統的盟友們，早已疏遠了，但他對於文字革命，卻依然十分激進。1921年後，他提出“疑古”主張，與顧頡剛一起發起了古史辨運動，欲“把今古文的黑幕一齊揭破”。他年輕時曾宣稱，凡到40歲的人，不死也該“綁赴天橋槍斃”，1925年，38歲的他，在北京的國語大會上，還振臂高呼：“打倒古文！打倒漢字！打倒‘國粹’！”此時此刻，他真的還相信漢字應該打倒，國粹應該打倒嗎？還是為了證明自己的思想依然年輕？
後人每說及錢玄同，必然要說他當年如何向魯迅索稿，如何逼魯迅寫小說，仿佛魯迅這匹千裏馬，是他這個伯樂發掘出來的。兩人關係，亦一度過從甚密，但後來也冷淡了。文人的圈子，從來如此，在這些人之間，本來沒有什麼利害衝突，正如魯迅痛恨顧頡剛一樣，是什麼原因，連顧頡剛自己也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有人猜測，因為魯迅不喜歡顧頡剛，而遷怒於和顧氏思想投契的錢玄同。
不管什麼原因，最後這兩位章太炎的高足，不僅變得形同路人，而且終至反目。錢玄同公開說自己“不認識有一個什麼姓魯的”；而魯迅也以錢氏主張到40歲就自殺，卻不能身體力行，寫打油詩挖苦他：“作法不自斃，悠然過四十，何妨賭肥頭，抵擋辯證法。”魯迅《教授雜詠四首》。《魯迅全集》（七），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據說錢氏在北大曾說過“頭可斷，辯證法不可開課”的話。）令了解他們往日情誼的人，不勝欷歔太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