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言有“道”
事物之來，但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所謂“忠恕違道不遠”矣。
“明”言今說
事情來了，隻是盡我心裏的良知來應對，那就是“忠恕違道不遠”了！
今人得“道”
王陽明認為，一生隻需做一件事：致良知。他說：“事上磨煉，一日之內不管有事無事，隻一意培養本原。”無事時守著良知，如同有事一樣；有事時也守著良知，如同無事一樣。但是，憑良知做事，不一定都能做好，“乃有處得善與未善”，為什麼呢？“又或事來得多，須要次第與處，每因才力不足，輒為所困，雖極力扶起，而精神已覺衰弱”。人或因才力有限，或精力不濟，不可能事事都能辦好。
怎麼辦呢？你隻要“盡吾心之良知”辦事，自可問心無愧，外界的毀譽，可以不放在心上。他說：“凡處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頓失次之患者，皆是牽於毀譽得喪，不能實致其良知耳。若能實致其良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所謂未善者卻恐正是牽於毀譽得喪，自賊其良知者也。”所謂事情辦得好與不好，那是以外界的毀譽得失為標準；內心的煩惱、壓力又因毀譽得失而來，不利於守護良知。你若盡良知辦事，那麼平時所說的好未必是好，不好未必是不好。關鍵在於你要自己心中有數，不能全憑別人說好道歹而搖動心旌，也不能因一時得失而動搖信念。
王陽明的“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如同俗話所謂“按良心辦事”。這是一項很高的功夫，說來簡單，做來不易。為什麼呢？講良心的人遇到不講良心的人，一般會吃虧。好比講衛生的人遇到不講衛生的人，誰會弄髒誰的衣服呢？答案不言自明。那麼，講衛生的人是否應該因為別人不講衛生而放棄講衛生的習慣呢？答案是否定的。你講衛生，雖然偶爾會被弄髒，終究是個幹淨人，到了幹淨的環境，你也不覺得寒磣；反過來，不講衛生的人，常弄髒別人，自己並沒有因此變得幹淨，到哪兒都會惹人厭憎。那麼到頭來，真正吃虧的是誰呢？
王陽明的“致良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講究的是“心靈衛生”。身上不衛生還好辦，大不了皮膚癢癢，搔幾下就止住了；洗個澡就舒服了。心靈不衛生比較難辦，其癢難搔，經常折磨得人徹夜難眠；想洗也不容易，還是得做“致良知”的功夫。
王陽明依從良知辦事，許多事辦得很好，也有不如意處；從自身得失來說，收獲了很多，也有吃虧上當的時候。他是如何在毀譽得失麵前保持良知的呢？
王陽明平定了山賊，建了大功一件，外界對他的好評如潮。王陽明卻對學生說：“我剛登堂理事時，凡有所賞罰，不敢絲毫大意和率性，生怕我做的跟平時給你們講的不一樣。處理完後，仍心有不安，跟你們在一起時，還想著賞罰是否公正，想著如何改過。直到登堂時的心情與跟你們在一起時一樣自然，不用加減，這才心安理得。”他的話，表明他心裏自有明鏡一麵，他的評價標準是自己的良知而不是他人的評價。
王陽明指揮平定寧王朱宸濠叛亂，仗打得很漂亮，他唯一遺憾的是殺人太多，“斬擒賊黨三千餘級，溺水死者約三萬”，當勝利消息傳來，他麵無喜色，平靜地說：“此信可靠，但死傷太眾。”
為了避免進一步殺戮，盡快平息事態，使當地民眾恢複正常的生活，他將跟寧王交賄的大小臣僚的各類證據都一把火燒掉了。
但是，他想將渾水澄清，有人卻想將水攪混。明武宗接到寧王謀反的報告後，很想建立軍功，於是自封“奉天征討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跟寵將江彬、許泰，宦官張忠、張永等擬訂了計劃，決定禦駕親征。但是，當大軍剛到良鄉時，捷報傳來：寧王叛亂已經平定。
明武宗聽了，非但不高興，反倒很喪氣，覺得好好的一個計劃，被王陽明破壞了。在身邊的“馬屁精”攛掇下，他竟然生出奇想：派人通知王陽明，將朱宸濠放掉，讓他來禦駕親征。同時率領大軍，繼續向江西進發。
王陽明接此通知，又好氣又好笑，但這確實不是可以笑的事，朱宸濠的黨羽尚多，一旦將他釋放出去，到底會發生什麼事，誰都不知道；何況兵凶戰危，打仗不比唱戲，開戰就要死人，豈能視人命如兒戲？於是，他一麵上奏進諫，嚇唬明武宗：寧王早就料到陛下將禦駕親征，已沿途派遣刺客，圖謀行刺，請陛下為江山社稷為重，不要繼續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