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畢業，本來我保送台大，那時卻一下子起了一種浪漫念頭。我在地理書上念到長江三峽水利灌溉計劃，Y.V.A.如果築成，可媲美美國的T.V.A.，中國中部農田水利一舉而成，造福億萬生民。我那時雄心萬丈。我要去長江三峽替中國建一個Y.V.A.。一麵建設國家，一麵遊名川大山，然後又可以寫自己的文章。小時遊過長江，山川雄偉，印象極深。當時台大沒有水利係，我便要求保送成功大學。讀了一年水利工程，發覺自己原來對工程完全沒有興趣，亦無才能，Y.V.A.大概輪不到我去建設。同學們做物理實驗，非常認真在量球徑，我卻帶了一本《琥珀》去，看得津津有味。一個人的誌趣，是勉強不來的，我的“作家夢”卻愈來愈強烈了。有一天，在台南一家小書店裏，我發覺了兩本封麵褪色、灰塵滿布的雜誌《文學雜誌》第一、二期，買回去一看，頓時如綸音貫耳，我記得看到王鎮國譯華頓夫人的《伊丹傅羅姆》，浪漫兼寫實，美不勝收。雖然我那時看過一些翻譯小說，《簡·愛》、《飄》、《傲慢與偏見》、《咆哮山莊》，等等，但是都是順手拈來，並不認真。夏濟安先生編的《文學雜誌》實是引導我對西洋文學熱愛的橋梁。我做了一項我生命中異常重大的決定，重考大學，轉攻文學。事先我沒有跟父母商量，先斬後奏。我的“作家夢”恐怕那時候父母很難了解。我征求雅韻老師的意見，本來我想考中文係。雅韻老師極力勸阻，她說西洋文學對小說創作的啟發要大得多。她本人出身國文係，卻能做如此客觀的忠告，我對她非常感佩。台大放榜，父母親免不得埋怨惋惜了一番，台灣學校的風氣，男孩子以理工為上，法商次之，文史則屬下乘，我在水利係的功課很好，是係裏的第一名，但那隻是分數高，我對數理的領悟力，並不算強。我解說了半天，父親看見大勢已定，並不堅持，隻搬出了古訓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我含糊應道：“人各有誌。”母親笑歎道：“隨他吧，‘行行出狀元’。”她心裏倒是高興的，因為我又回台北家中來了。
進入台大外文係後，最大的奢望就是在《文學雜誌》上登文章，因為那時《文學雜誌》也常常登載同學的小說。我們的國文老師經常給《文學雜誌》拉稿。有一次作文，老師要我們寫一篇小說，我想這下展才的機會來了，一下子交上去三篇。發下來厚厚一疊，我翻了半天，一句評語也沒找到，開頭還以為老師看漏了，後來一想不對，三篇總會看到一篇，一定是老師不賞識，懶得下評。頓時臉上熱辣辣，趕快把那一大疊稿子塞進書包裏，生怕別人看見。“作家夢”驚醒了一半，心卻沒有死，反而覺得有點懷才不遇，沒有碰到知音。於是自己貿貿然便去找夏濟安先生，開始還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作品拿出來，借口去請他修改英文作業。一兩次後，才不尷不尬地把自己一篇小說遞到他書桌上去。我記得他那天隻穿了一件汗衫，一麵在翻我的稿子，煙鬥吸得呼呼響。那一刻，我的心在跳，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刑似的。如果夏先生當時宣判我的文章“死刑”，恐怕我的寫作生涯要多許多波折，因為那時我對夏先生十分敬仰，而且自己又毫無信心，他的話，對於一個初學寫作的人，一褒一貶，天壤之別。夏先生卻抬起頭對我笑道：“你的文字很老辣，這篇小說，我們要用，登到《文學雜誌》上去。”那便是《金大奶奶》，我第一篇正式發表的小說。
後來又在《文學雜誌》上繼續發表《我們看菊花去》（原名《入院》），《悶雷》本來也打算投到《文學雜誌》，還沒寫完，夏先生隻看了一半，便到美國去了。雖然夏先生隻教了我一個學期，但他直接間接對我寫作的影響是大的。當然最重要的是他對我初“登台”時的鼓勵，但他對文字風格的分析也使我受益不少。他覺得中國作家最大的毛病是濫用浪漫熱情、感傷的文字。他問我看些什麼作家，我說了一些他沒有出聲，後來我提到毛姆和莫泊桑，他卻說：“這兩個人的文字對你會有好影響，他們用字很冷酷。”我那時看了許多浪漫主義的作品，文字有時也染上感傷色彩，夏先生對於文學作品欣賞非常理智客觀，而他為人看起來又那樣開朗，我便錯以為他早已超脫，不為世俗所擾了，後來看了《夏濟安日記》，才知道原來他的心路曆程竟是那般崎嶇。他自己曾是一個浪漫主義者，所以他才能對浪漫主義的弊端有那樣深刻的認識。
大三的時候，我與幾位同班同學創辦《現代文學》，有了自己的地盤，發表文章自然就容易多了，好的壞的一起上場，第一期我還用兩個筆名發表了兩篇：《月夢》和《玉卿嫂》。黎烈文教授問我：“《玉卿嫂》是什麼人寫的？很圓熟，怕不是你們寫的吧？”我一得意，趕快應道：“是我寫的。”他微感驚訝，打量了我一下，大概他覺得我那時有點人小鬼大。現在看來，出國前我寫的那些小說大部分都稚嫩得很，形式不完整，情感太露，不懂得控製，還在嚐試習作階段。不過主題大致已經定型，也不過是生老病死，一些人生基本永恒的現象。倒是有幾篇當時怎麼會寫成的，事隔多年，現在回憶起來，頗有意思。有一年，智姊回國，我們談家中舊事，她講起她從前一個保姆，人長得很俏，喜歡帶白耳環，後來出去跟她一個幹弟弟同居。我沒有見過那位保姆，可是那對白耳環，在我腦子裏卻變成了一種蠱惑，我想帶白耳環的那樣一個女人，愛起人來，一定死去活來的——那便是玉卿嫂。在憲兵學校，有一天我帶上地圖閱讀，我從來沒有方向觀，不辨東西南北，聽了白聽，我便把一張地圖蓋在稿紙上，寫起《寂寞的十七歲》來。我有一個親戚，學校功課不好，家庭沒有地位，非常孤獨，自己跟自己打假電話，我想那個男孩子一定寂寞得發了昏，才會那樣自言自語。有一次我看見一位畫家畫的一張裸體少年油畫，背景是半抽象的，上麵是白得熔化了的太陽，下麵是亮得燃燒的沙灘，少年躍躍欲飛，充滿了生命力，那幅畫我覺得簡直是“青春”的象征，於是我想人的青春不能永葆，大概隻有化成藝術才能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