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出國前後，是我一生也是我寫作生涯的分水嶺，那年冬天，家中巨變，母親逝世了。母親出身官宦，是外祖父的掌上明珠，自小錦衣玉食，然而膽識過人，不讓須眉。二七年北伐，母親剛跟父親結婚，隨軍北上。父親在龍潭與孫傳芳激戰，母親在上海誤聞父親陣亡，連夜衝封鎖線，爬戰壕，冒槍林彈雨，奔到前方，與父親會合，那時她才剛冒二十。抗日期間，湘桂大撤退，母親一人率領白、馬兩家八十餘口，祖母九十，小弟月餘，千山萬水，備嚐艱辛，終於安抵重慶。我們手足十人，母親一生操勞，晚年在台，患高血壓症常常就醫。然而母親胸懷豁達，熱愛生命，環境無論如何艱險，她仍樂觀，勇於求存，因為她個性堅強，從不服輸。但是最後她臥病在床，與死神交戰，卻節節退敗，無法抗拒。她在醫院裏住了六個月，有一天，我們一位親戚嫁女，母親很喜愛那個女孩，那天她精神較好，便掙紮起來，特意打扮一番，堅持跟我們一同去赴喜筵。她自己照鏡，很得意，跟父親笑道：“換珠衫依然是富貴模樣。”雖然她在席間隻坐了片刻，然而她卻是笑得最開心的一個。人世間的一切，她熱烈擁抱；死亡，她是極不甘願，並且十分不屑的。然而那次不久，她終於病故。母親下葬後，按回教儀式我走了四十天的墳，第四十一天，便出國飛美了。父親送別機場，步步相依，竟破例送到飛機梯下。父親曾領百萬雄師，出生入死，又因秉性剛毅，喜怒輕易不形於色。可是暮年喪偶，兒子遠行，那天在寒風中，竟也老淚縱橫起來，那是我們父子最後一次相聚，等我學成歸來，父親先已歸真。月餘間，生離死別，一時嚐盡，人生憂患，自此開始。
別人出國留學，大概不免滿懷興奮，我卻沒有，我隻感到心慌意亂，四顧茫然。頭一年在美國，心境是蒼涼的，因為母親的死亡，使我心靈受到巨大無比的震撼。像母親那樣一個曾經散發過如許光與熱的生命，轉瞬間，竟也煙消雲散，至於寂滅，因為母親一向為白馬兩家支柱，遽然長逝，兩家人同感天崩地裂，棟毀梁摧。出殯那天，入土一刻，我覺得埋葬的不僅是母親的遺體，也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觸到死亡，而深深感到其無可抗拒的威力。由此，我遂逐漸領悟到人生之大限，天命之不可強求。喪母的哀痛，隨著時間與了悟，畢竟也慢慢衝淡了。因為國外沒有舊曆，有時母親的忌日，也會忽略過去。但有時候，不提防，卻突然在夢中見到母親，而看到的，總是她那一副臨終前憂愁無告的麵容，與她平日歡顏大不相類。我知道下意識裏，我對母親的死亡，深感內疚，因為我沒能從死神手裏，將她搶救過來。在死神麵前，我竟是那般無能為力。
初來美國，完全不能寫作，因為環境遽變，方寸大亂，無從下筆，年底耶誕節，學校宿舍關門，我到芝加哥去過耶誕，一個人住在密西根湖邊一家小旅館裏。有一天黃昏，我走到湖邊，天上飄著雪，上下蒼茫，湖上一片浩瀚，沿岸摩天大樓萬家燈火，四周響著耶誕福音，到處都是殘年急景。我立在堤岸上，心裏突然起了一陣奇異的感動，那種感覺，似悲似喜，是一種天地悠悠之念，頃刻間，混沌的心景，竟澄明清澈起來，驀然回首，二十五歲的那個自己，變成了一團模糊，逐漸消隱。我感到脫胎換骨，驟然間，心裏增添了許多歲月。黃庭堅的詞：“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不必十年，一年已足，尤其是在芝加哥那種地方。回到愛荷華，我又開始寫作了，第一篇就是《芝加哥之死》。
在愛荷華作家工作室，我學到了不少東西：我了解到小說敘事觀點的重要性。Percy Lubbock那本經典之作《小說技巧》對我啟發是大的，他提出了小說兩種基本寫作技巧：敘述法與戲劇法。他討論了幾位大小說家，有的擅長前者，如薩克萊（Thackeray），有的擅長後者，如狄更斯。他覺得：何時敘述，何時戲劇化，這就是寫小說的要訣。所謂戲劇化，就是製造場景，運用對話。我自己也發覺，一篇小說中，敘述與對話的比例安排是十分重要的。我又發覺中國小說家大多擅長戲劇法，《紅樓》、《水滸》、《金瓶》、《儒林》，莫不以場景對話取勝，連篇累牘的描述及分析，並不多見。我研讀過的偉大小說家，沒有一個不是技巧高超的，小說技巧不是“雕蟲小技”，而是表現偉大思想主題的基本工具。在那段期間，對我寫作更重要的影響，便是自我的發現與追蹤。像許多留學生一樣，一出國外，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產生了所謂認同危機。對本身的價值觀與信仰都得重新估計。雖然在課堂裏念的是西洋文學，可是從圖書館借的，卻是一大疊一大疊有關中國曆史、政治、哲學、藝術的書，還有許多五四時代的小說。我患了文化饑餓症，捧起這些中國曆史文學，便狼吞虎咽起來。看了許多中國近代史的書，看到抗日台兒莊之役，還打算回國的時候，去向父親請教，問他當時戰爭實際的情形。
暑假，有一天在紐約，我在Little egie Hall看到一個外國人攝輯的中國曆史片，從慈禧駕崩、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到戰亂，大半個世紀的中國，一時呈現眼前。南京屠殺、重慶轟炸，不再是曆史名詞，而是一具具中國人被蹂躪、被淩辱、被分割、被焚燒的肉體，橫陳在那片給苦難的血淚灌溉得發了黑的中國土地上。我坐在電影院內黑暗的一角，一陣陣毛骨悚然地激動不能自已。走出外麵，時報廣場仍然車水馬龍，紅塵萬丈，霓虹燈刺得人眼睛隻發疼，我蹭蹬紐約街頭，一時不知身在何方。那是我到美國後，第一次深深感到國破家亡的彷徨。
去國日久，對自己國家的文化鄉愁日深，於是便開始了《紐約客》，以及稍後的《台北人》。
注
此“後記”原為一九七六年遠景結集早期短篇小說而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