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是一個道道地地的中國作家。他吸收了西洋現代文學的各種寫作技巧，使得他的作品精煉、現代化；然而他寫的總是中國人，說的是中國故事。他寫作極端客觀，從不在他作品裏表白自己的意見。可是讀他最後幾篇小說，我們好像能夠隱約聽見他的心聲。我們感覺得出，他也像《謫仙記》裏的慧芬那樣，為著失落了的中國（李彤），心中充塞著一股極深沉而又極空洞的悲哀。
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說
夏誌清
一
白先勇的第一篇小說《金大奶奶》發表在一九五八年九月號的《文學雜誌》上，那時他剛念完大學一年級。以後十年多，到一九六九年正月為止，他發表了二十四個短篇（白先勇所發表的短篇小說，我所見到的一共有二十四篇。除頭三篇外，其餘的都刊載在他自己創辦的《現代文學》上：一、《金大奶奶》（《文學雜誌》五卷一期，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入院》（《文學雜誌》五卷五期，一九五九年一月），三、《悶雷》（《筆彙》革新號一卷六期，一九五九年十月），四、《月夢》（筆名鬱金，《現代文學》第一期，一九六〇年三月），五、《玉卿嫂》（筆名白黎，同期），六、《黑虹》（筆名蕭雷，第二期，一九六〇年五月），七、《小陽春》（第六期，一九六一年一月），八、《青春》（第七期，一九六一年三月），九、《藏在褲袋裏的手》（第八期，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寂寞的十七歲》（第十一期，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一、《畢業》（第十二期，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二、《芝加哥之死》（第十九期，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三、《上摩天樓去》（第二十期，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四、《香港——一九六〇》（第二十一期，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安樂鄉的一日》（第二十二期，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火島之行》（第二十三期，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七、《永遠的尹雪豔》（第二十四期，一九六五年四月），十八、《謫仙記》（第二十五期，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九、《一把青》（第二十九期，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遊園驚夢》（第三十期，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歲除》（第三十二期，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梁父吟》（第三十三期，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金大班的最後一夜》（第三十四期，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四、《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第三十六期，一九六九年一月）。據作者自己告訴我，早期作品中還有一篇曾在《中外》雜誌上發表，已無存稿。假如是用真名或上述三個筆名發表的，我想台灣的讀者，不難查到。這二十五篇小說，第四篇到第十一篇曾重刊於《現代小說選》（白先勇、王文興編，《現代文學》雜誌社印行，王文興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寫的序，出版日期想在一九六三年初）。《謫仙記》（文星書店，一九六七年）重印了二、五、十、十三一十八等十篇，《入院》改題為《我們看菊花去》，《畢業》改題為《那晚的月光》。晨鍾出版社出版的《遊園驚夢》重印了十四、十七一二十三，八篇小說，其中除《香港—— 一九六〇》、《謫仙記》兩篇外，都是屬於總題為《台北人》的小說。《金大奶奶》和《玉卿嫂》已由殷張蘭熙譯成英文，分別載於她自己編譯的 New Voice （1961）和吳魯芹編的New e Writing （1962）上，二書皆由台北Heritage Press出版。白先勇自己譯的小說，已發表的有《香港—— 一九六〇》（Literature: East a, IX, No.4, December 1964）。《謫仙記》已錄入我和劉紹銘編選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選》，此書哥倫比亞大學出版部一九七一年出版。）。同一時期，他創辦了《現代文學》，以台大外文係學士的身份，在美國愛荷華大學從事小說理論和創作的研究，拿到碩士學位後，一直在Santa Barbara加州大學任教中國語文的課程。
白先勇小說的一大半，雜誌一到手我就讀了。最近有機會把手邊有的二十四篇重讀了一遍，更肯定了我四、五年來一向有的感覺：白先勇是當代短篇小說家中少見的奇才。台灣不少比他享譽更隆、創作更豐的小說家，很慚愧我都沒有機會詳讀，假如他們的“才”比白先勇更高，“質”更精，我當然會更高興，為中國文壇慶幸。但從“五四運動”到大陸變色以前這一段時期的短篇小說，我倒讀了不少，我覺得在藝術成就上可和白先勇後期小說相比或超越他的成就的，從魯迅到張愛玲也不過五、六人。白先勇才三十多歲，還沒有寫過長篇，憑他的才華和努力，將來應在中國文學史上占一個重要的地位。
二十世紀的中國人，免不了有自卑感。專攻西洋文學的學者，花好多年工夫研讀了二十世紀早期的大文豪，總覺得中國當代最嚴肅的作家也逃不出他們影響的範圍，不值得重視。事實上，這些大文豪都已物故了，當代英美和日本的作家也逃不出他們影響的範圍。在台、港，在美國用中文努力創作的人，雖然人數不多，可說跟他們屬於同一世界性的傳統，在文藝教養上並不遜於他們：不像新文學初創立的一、二十年，一方麵得運用新工具——白話——來寫作，一方麵剛學了些西洋文學的皮毛，還顧不到技巧的研究，一大半人寫出來的東西，都非常幼稚。
白先勇這一代的作家，不特接受了二十世紀大文豪所製造的傳統，而且向往於中國固有文化，對其光明的前途也抱著堅強的信心。他們並沒有機械地接受了學校老師的教誨，但正因為大陸尚未光複，憑自己童年的回憶，憑自己同長一輩人談話間，或攻讀古詩文時所悟會到中國往日的規模和氣派（當然也能悟會到一些醜惡的方麵），一種油然而生的愛國熱誠占據了他們的心胸，這種愛國熱誠在他們作品裏表現出來，常帶一種低徊憑吊的味道，可能不夠慷慨激昂，但其真實性卻是無可否定的。
相反的，在被學潮所震蕩的歐、美、日本諸國家，一般自命前進的青年所企求的是西方文明的毀滅（包括基督教和資本主義，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我在這裏不想討論），正像二、三〇年代我國前進青年企圖毀滅中國固有文化一樣。目前這輩青年所信仰得過的導師，不是共產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即是盡情享樂主義者：其中有些作家在形式上還深受二十世紀早期大師的影響，但在精神上、思想上，已同他們分道揚鑣。葉芝、艾略特、喬伊斯、勞倫斯、福克納（以英美大師為例），在前進青年看來，都是十足的頑固分子，因為他們都是基督教文明的支持人，不管他們之中有人對某些教條抱否定的態度〔請參看th Brooks, The Hidden God, 1963，此書討論海明威、福克納、葉藝、艾略特、沃倫（Robert Penn Warren）五人〕。而目前青年所向往的新社會，卻是解脫基督教束縛後的一種社會：把馬克思、弗洛伊德思想雜糅成一種新思想體係的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深受他們愛戴不是沒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