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對這種貪汙索賄的事情也略有耳聞，認為不可思議。所以當他第一天入宮，被索要宮門費時，就大發脾氣：“我一生出入百萬軍中，沒有人敢阻攔我。你們幾個鼠輩也敢和我要錢？既然不讓我見皇上，我隻好回西北了。”
太監們沒想到這個老頭這樣倔強，不知道有多大來頭，便請他進宮。左宗棠餘怒未消，邊走邊說要把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太監交給內務府懲辦。
太監們急了，請求慈禧的庇護，慈禧聽後笑著說：“你們也太膽大了，怎麼找上他了。這個人功勞大，性情憨直，我也沒辦法，你們自己求他去吧。”
左宗棠的與眾不同讓他取得了小小的勝利，但卻注定了他以後會在朝中失意。因為作為另類，在朝中的生存空間會越來越小，直至被排斥在外。這就是另類與生俱來要付出的代價。
當然，左宗棠不會在意這些，在他眼中，隻有一個字“幹”。既然身在其位就要謀其政，辦一些利國利民的實事才是最主要的。
在其位謀其政
鑒於清朝統治中樞的腐敗，人們對左宗棠抱有很大希望，希望他能帶來新氣象。左宗棠也是這麼做的，他不能容忍清政府在對待日本提出的侵略權益方麵一再退讓，明確表示不能退讓。嚴重的民族危機感和試圖改變軍機處、總理衙門一向“積弱”的高度責任感讓左宗棠行動了起來。
左宗棠準備勸說最高統治者掃除以往的頹勢，振作起來。在任職後，把“河道必當修，洋藥必當斷，洋務必當振作”作為主要事項努力加以實施，並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軍政上，左宗棠打算教練京師旗兵，但由於滿洲親貴的反對，不允許左宗棠這類漢族大吏參與，最後隻好放棄了練兵。
不過，在其他幾項，左宗棠都作出了一定的成績。
首先，修治河道是左宗棠的一貫主張。此時他把重點放在興修京畿的永定河上。因為他從新疆返京途中，看到山西、直隸境內水利失修非常嚴重，所以在進入軍機後，就提議修整京畿水利。
本來治理永定河屬於直隸總督李鴻章的管轄範圍，當左宗棠與李鴻章商議修水利時，李鴻章怪左宗棠多事，便陽奉陰違。左宗棠在無奈之下不得不派兩千多親軍前往涿州一帶修整永定河道，畢竟還是自己人靠得住啊。
而且左宗棠還以身作則，在六月不顧酷暑前去視察永濟橋工程，真是難為這個老人了。在左宗棠的帶領下，經過4個多月的加緊施工，永定河疏通和加固堤壩等工程基本完工。官吏百姓看著滾滾洪流都萬分高興。
其次，對於外國的鴉片輸入，左宗棠一直是深惡痛絕的。但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威逼下被迫接受了鴉片貿易“合法化”的事實。左宗棠除了痛惜之外無能為力。但他依然上奏痛陳了鴉片煙毒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嚴重危害，還提出以加稅捐的辦法來阻絕鴉片的建議。
可見，左宗棠的頭腦是清醒的，沒有因為大清的衰落而渾渾噩噩為官。但麵對外國鴉片販子的瘋狂傾銷和百姓吸食鴉片已成普遍社會現象，左宗棠的建議和舉措已經起不到什麼大的作用了。
其實，為了減少鴉片輸入和白銀外流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清政府在同治七年（1868 年）與英國駐華公使阿禮國協商將進口鴉片的征稅由舊額增加20％。但十幾年過去了，增稅的問題一直受到外國鴉片販子的阻撓而未能實現。
這就是弱國無外交，隻能意淫一下而已。不過，左宗棠的這種憂國憂民的精神是很可貴的。
再次，左宗棠還針對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20年來在對外交涉中遇事屈從、過於卑怯的外交格局而提出“洋務必當振作”的主張。他本想改變這種局麵，但由於任職總理衙門大臣的時間比較短，在對外交涉中，僅與英使威妥瑪談論鴉片加稅一事值得稱道。
因為和英國簽訂了《南京條約》，不能限製洋煙進口，國內禁煙也很難辦到。若想減少吸鴉片的人數，隻能提高鴉片煙進口稅，進而提高煙價的辦法。如果煙價提高，吸鴉片的人就會減少，英國的利益肯定會受到損失，所以英國不同意提高鴉片煙進口稅，但道理上說不過去，於是就采取拖延的辦法。左宗棠認為人民的事應由人民自己來決定，於是上疏朝廷，請全國上下一起來討論洋煙提稅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