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全民公決的辦法，這是史無前例的事情。威妥瑪看到事情已經公開，自己又理虧，就勉強答應了。洋煙原來每百斤進口稅銀三十兩，現加征稅厘為一百五十兩；內地私種土煙也加重捐稅。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結果，左宗棠功不可沒，慈禧太後也對左宗棠這樣評價：爾向來辦事認真，外國怕爾之聲威。
可以說，這是對左宗棠的最高褒獎了。
官場的彎彎繞
清朝廷中的大臣們個個精通世故、謹小慎微，看上麵的眼色行事說話。其中雖然也有少數正直、愛國、有學問的人，但在封建專製的大氣氛下，隻能唯唯諾諾，隨波逐流，不敢多說一句話。左宗棠雖然是大清的棟梁之才，但他耿直、孤傲的個性，未必就能在官場中遊刃有餘。
因為在官場“多磕頭少說話”才是最佳的生存之道。在這裏想起一個人——曹振鏞。
在清代道光帝的滿朝文武中，曹振鏞最得寵、最走紅。讓人費解的是，這個人並沒有多少建樹，卻仕途通達，往上爬的速度快得驚人。
在嘉慶皇帝駕崩後，朝廷裏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托津、戴均元、盧蔭溥、文孚等幾位軍機大臣草擬遺詔，其中說到乾隆皇帝生在熱河避暑山莊。這份遺詔頒布後，文武百官（包括道光皇帝）都沒有挑出什麼毛病，偏偏讓太子太保、體仁閣大學士曹振鏞挑出了一個“小毛病”：乾隆不是生在避暑山莊，而是生在雍和宮。
乾隆是道光的祖父，竟然把祖父的出生地都搞錯了，這還了得！所以，道光帝龍顏大怒，很快就將這幾個軍機大臣趕出了軍機處，並命曹振鏞在軍機處行走。三個月後，鴻運當頭的曹振鏞又榮任軍機處領班，成為名副其實的“首輔”。
曹振鏞不僅得寵讓人吃驚，更讓人吃驚的是能夠一直得寵。
在隨後的歲月裏，沒見這位曹大人有什麼“不尋常”的事跡，但他仍然一個勁地往上躥，許多榮耀接連不斷地落在他的頭上。
道光三年（1823年），道光在玉瀾堂鋪張浪費地賜宴15位老臣，曹振鏞的年齡最小，卻也分享到了賜宴、繪像的榮耀。第二年，曹振鏞出任上書房總師傅，成為未來皇帝的師傅頭兒。道光六年（1826年），平定張格爾叛亂，曹振鏞又晉升為太子太師。次年，張格爾被擒，道光將曹振鏞提升為太傅，賜予紫韁，在紫光閣陳列畫像，從此，曹振鏞進入了顯赫功臣的行列。
我們不難發現：就品德和功業而論，這位曹大人都沒有什麼過人之處，但他卻取得了讓眾官僚羨慕不已的地位。看來，在官場中，平平庸庸，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不僅能明哲保身，還能不斷升遷。
在曹振鏞的為官字典裏，隻有“多磕頭、少說話”六個字，這無疑成為了官場上屢試不爽的“葵花寶典”。雖然曹振鏞的一生沒有什麼事跡可以“名垂青史”，但這個“做官六字訣”絕對可以流傳百世。要不然，這條隻傳授“得意門生”的做官真經又怎麼會廣泛流傳，經久不衰呢？
“多磕頭、少說話”是曹振鏞為官幾十年切身體悟的智慧結晶。他之所以要奉行這一“六字真經”，是因為他把道光皇帝摸了個門兒清。
我們知道，道光是一個守成的皇帝，而他所處的時代又是一個特殊的曆史轉折時期：大清王朝正在由盛轉衰，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皇權國家體製即將土崩瓦解。作為中國這條古老大船的船長，道光皇帝是不合格的，他缺乏進行變革的魄力和能力，隻能一味堅持“祖宗成法”，使中國失去了變法圖強的良機，眼看著這條大船日漸沉沒。而曹振鏞當然也沒有那遠見卓識，他隻是捧著他的“六字真經”，順應著道光皇帝，拍著馬屁在官場上大紅大紫了。
道光十五年（1835年），81歲的曹振鏞在領導崗位上病死了，悲痛的道光皇帝禦賜曹中堂諡號為文正。
這就是官場，要想往上爬——多磕頭、少說話，結果還能落一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好名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