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登瀛洲的陸德明卻沒有為之沾沾自喜，或洋洋得意，有所欣慰，那也隻是對李世民崇尚儒學、注重教化的首肯與讚許。
的確，被魯迅稱為“大有胡人血統”的李淵、李世民這對父子，相對於楊堅、楊廣父子，更表現出一種對儒家文化的自覺皈依，更知道治國安邦的根本方法。
在兩漢，漢武、漢宣、光武推行儒學治國，則國興，漢哀、漢平、漢靈丟失了儒學，則國亡；在魏晉，所謂清談誤國，實是指以清談為表象的玄學排擠儒學，則國誤；五胡入主中原競相推行儒家文化，則能各逞一代之雄，南朝的萎靡，隋朝的曇花一現，也無不與沒有真正宗主儒學，或隻以之為沽名邀譽的幌子有關。
唐朝將向哪裏去？這就有了清晰的路線圖——儒學興國。
於是，唐太祖李淵開國之初，“高祖始受命，鉏類夷荒，天下略定，即詔有司立周公、孔子廟於國學，四時祠”。而且將隋朝丟棄的國學重新大張旗鼓地辦起來，“國學始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孫為之；太學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郡縣三等，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為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亦以十為差。又詔宗室、功臣子孫就秘書外省，別為小學”。是以學者慕向，儒教聿興。
到李世民這裏，他上台後就宣布：“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
貞觀二年，他詔停周公為先聖，開始將孔子從儒家二哥位置擢升為老大，立廟堂於國學，以宣父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大征天下儒士，以為學官。而且他數次臨幸國學，令祭酒、博士講論。又大興國學，擴建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太學、四門博士亦增置生員，書、算兩館合置博士、學生，以備藝文。此時，僅中央行政機構中的學官合計就有三千二百六十人之眾。
舉國上下，尚學成風。就連玄武門的屯營飛騎，這些丘八們也配給博士，授以經業，有能通經者，聽之貢舉。而且，唐太宗又以儒家經籍之中存在訛謬頗多，詔令顏師古考定“五經”，頒於天下，命學者學習。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後來再命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名曰《五經正義》。
於是，儒學大盛，教化大興。“是時，四方儒士多抱負典籍，雲會京師。俄而高麗及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等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於國學之內。鼓篋而升講筵者，八千餘人。濟濟洋洋焉，儒學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唐朝時期，日本一共派出過十九次遣唐使，其中一次性遣使人數超過五百人的就有七次，最多的一次是公元八〇四年的第十七次遣唐使，日方那次共出動四條船，人數達到八百零五人。
這中間就有著名的日本留學生阿倍仲麻呂、吉備真備。阿倍仲麻呂自十九歲來唐後，先入國子監學習，後考取進士。唐玄宗賜名晁衡，並讓他擔任左補闕。其與李白、王維交往甚密，友誼深厚。唐天寶十二年，阿倍仲麻呂歸國時，傳聞他在海上遇難。李白聽後，悲痛萬分，揮淚寫下《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再次回到長安的阿倍仲麻呂，看到李白詩作感喟莫名，寫下著名的《望鄉》：“卅年長安住，歸不到蓬壺。一片望鄉情，盡付水天處。魂兮歸來了，感君痛苦吾。我更為君哭，不得長安住。”
煌煌大唐，巍巍長安，營造了一幅令千載之下眾人神往的一派雲蒸霞蔚的文化景象！
一個學風昌盛的時代，必然是一個人才濟濟的時代。
一個繁榮而開放的國度，必然是一個尊重知識、尊重文化的國度。
六。
就是在這樣令人感懷也令人振奮的文化盛世，陸德明走入了唐朝。
滿麵春風的他，一定會情不自禁地吟哦起《詩經·國風·周南》中的這句：“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於歸，宜其室家。”
是的，士有所歸，如同女人嫁對了人，都會讓人感覺有種無負此生的欣慰。因為，他（她）終於找到了人生的棲居之所，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園。
從南梁出發，繞道南陳，途經隋朝，又落腳偽鄭，篳路藍縷，坎坷而行，陸德明終於走到了大唐。
慧眼獨具、通賞善識的李世民，知道麵前這個人的學術身量有多麼巨大，道行品德有多麼厚重，所以他讓陸德明“以經授中山王承乾，補太學博士”。中山王李承乾，太宗嫡長子，李世民即位後被立為太子。如果不是後來與魏王泰彼此構陷，相互抵牾，下屆皇帝的龍椅上肯定不是李治，而是他。在人才濟濟的十八學士中，獨獨挑選出陸德明和孔穎達來擔當此任，也足見唐太宗對陸先生學問的欽佩。
在楊廣的隋朝，他是太子師；在王世充的鄭朝，他用巴豆拒絕了對方殷切希望他做的太子師；到李世民的唐朝，他還是太子師。教育太子，在帝王眼裏，其實就是在預先調教他身後的未來帝國，職業神聖，責任重大，選擇誰來充任，向來挑剔無比，慎之又慎。朝代在變化，太子師的位子卻始終留給陸德明，這中間所說明的問題就很簡單了。
陸德明也的確讓人服氣。唐武德年間，李淵有一次到太學參加釋奠活動。釋奠，就是學校在春夏各設置酒食以奠祭先聖先師的典禮，《禮記·文王世子》中這樣解釋：“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活動結束後，李淵讓博士徐文遠講《孝經》，讓高僧慧乘講《波若經》，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在當時，此三人均為他們各自所從事學術領域的權威。
比如徐文遠，《新唐書·徐文遠列傳》中就說：“時人稱文遠之《左氏》、褚徽之《禮》、魯達之《詩》、陸德明之《易》，皆為一時之最。文遠所講釋，多立新義，先儒異論，皆定其是非，然後詰駁諸家，又出己意，博而且辨，聽者忘倦。”而且，在類似的活動中，比如“武德六年，高祖幸國學，觀釋奠，遣文遠發《春秋》題，諸儒設難蜂起，隨方占對，皆莫能屈”。
但就是這些包括徐文遠在內的學界頂尖人物，各自學術領域的權威，當他們講論後，陸德明卻各因宗指，隨端立義，憑借自身長期浸淫各種典籍所積澱下的豐厚學養，以及兼綜儒佛道三學的寬博的知識架構，向三位主講分別發難。而且句句憑實，遍析其要，隨言曉答，援據詳明，眾皆為之屈，諸儒莫不歎服。李淵聽完之後，激動地說：“三人者誠辯，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賜帛五十匹，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
從二十歲時起，陸德明的每一次職務升遷，似乎總是在一次次學術研討會上摧遍眾口、舌折群儒之後獲得的。
但一個學者的真正學術身量，又哪裏是隻看皮相、難懂堂奧的帝王所能裁判的？
所以，在一個以帝王的外行裁定為學者終極成就的年代，學者的真正學術貢獻與實際水平並不能獲得如實反映。
這也許就是陸德明的畢生著述《經典釋文》，必須要等到作者死後，並獲得學界廣泛讚譽時，唐太宗這才急忙翻開閱讀，然後貌似很懂行地“甚嘉之，賜其家束帛二百段”的原因。而自唐太宗力推之後，此書方大行於世。
七。
陸德明對儒學的巨大貢獻，全部體現在這部學術巨著裏。
《經典釋文》凡三十卷，寫於公元五八三年，陳後主至德元年，完稿於唐貞觀初年作者去世前，前後耗時長達幾十年。
此書開篇的《序錄》，敘述經典傳述演變及傳授源流過程和曆來諸家的注解作品，是一部簡要的經學史。然後，依次注釋《周易》、《尚書》、《詩經》、《春秋》三傳、三《禮》、《論語》、《孝經》、《老子》、《莊子》、《爾雅》等儒家經典的音義，同時兼載諸儒之訓詁，證各本之異同，成為儒家經典之源流、版本、音韻的重要著作，古今研經之士始終奉之為考證根柢。
儒家經典曆經千載流傳，至陸德明所在之世，由於時空阻隔、方言壁壘、楚夏聲異、南北語殊種種原因，客觀上造成了儒家經典音注的混亂。
後世著者往往隻依據個人所聞所習而定，致使音注說法紛紜，莫衷一是。更為惡劣的是，這種混亂不僅使得後學者在學習儒家經典時，不得要領，罕逢指要，缺乏一種普遍依循的可靠宗說，而且還帶來了“微言久絕，大義愈乖，攻乎異端，競生穿鑿”等等對經典的曲解，有傷於儒學經典本義。
而要讀懂儒家經典，走入其中，搞清經文音義是第一要義。準確理解字音字義，是領會經典意旨的關鍵。這就是作者著述此書的重要原因：“夫筌蹄所寄，唯在文言，差者毫厘，謬以千裏。”
立足於“典籍常用，會理合時”的基本原則，陸德明為之統一注音。合原則者為正音，不合原則者則為參考。同時，作者對經典的文字內容也作了相應的校勘、訓詁。他不僅為經典本文注音，而且還為注文注音，極盡其詳。
《經典釋文》共收錄漢魏六朝二百三十餘家音義訓詁著作，因其中所錄的絕大多數音訓原書在今天都已散佚失傳，所以賴以此書流傳而保存下的對其他音注作品的記錄，便成為今天彌足珍貴的資料，成為今日文字、音韻、訓詁學研究領域的寶貴文獻。
難能可貴的是，陸德明身為儒學大師，但卻沒有門戶之見，將老子和莊子的著作與儒家經典置於一處注音釋義。
更為可貴的是，他身為南學宗師，在其身上卻絲毫不見當時南北經學好尚與學風的差異，而是既有南學“清通簡要”的特點，又具北學“淵綜廣博”的特征。
不倚門戶，獨立成峰，洋洋乎大哉！
這是陸德明的大師風範，也是浩浩流淌的唐代文化之河所呈現的兼容並包的獨特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