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書寫中國學術史，還是撰著中國哲學史，也無論講述中國思想史，抑或探討中國教育史，再偷懶的人也都休想繞過他，忽略他，輕率地揚長而去。
他就橫亙在國學的天空，壁立萬仞，巍峨高聳，深深浸淫並影響著自南宋以來近千年來的中國思想文化進程。
脫脫在《宋史》中稱：“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中說：“道學家中，集周、邵、張、程之大成，作理學一派之完成者為朱子。”
他們其實都在指明，由“北宋五子”打理下的道學五脈，汩汩流淌至南宋時，悉數彙聚於一處，集於一人之身，然後以波闊浪平的大江之姿浩浩蕩蕩，徐徐東進。
他最終不僅成為道學的集大成者，而且還成為中國儒家自孔子、孟子之後崛起的又一位文化巔峰。他繼承秦漢以來儒、佛、道諸家思想，把自然、社會、人生等方麵的問題熔於一爐，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客觀唯心主義哲學帝國，不折不扣地成為中國公元十一世紀一位百科全書式的淵博學者。
不獨如此，在他將《論語》、《孟子》以及《禮記》中的《大學》和《中庸》合編為《四書》，作為儒家經典普及以後，中國科舉選士的考試題目與內容從此均出自《四書》，標準答案則是他的集注。
他，就是朱熹。
一。
周室東遷孔子出，一唱天下白；宋庭南渡朱熹現，儒學因之明。
這絕非是一種偶然性的碰巧，借王國維寫給沈曾植祝壽文中的一段話，就很能解釋問題：“國家與學術為存亡，天而未厭中國也，必不亡其學術；天不欲亡中國之學術，則於學術所寄之人，必因而篤之。世變愈亟，則所以篤之愈至。”
北宋政府在黃河北岸訇然坍塌，倉皇逃奔的趙構苟延殘喘於江左，建立南宋朝廷。揮鞭南下的金人並沒有繼虎狼之勢一並天下，此乃“天未厭中國，不欲亡中國學術”。那麼，世運升降之會，天必推“世變愈亟，篤之愈至”的大聖大賢者麵世以當之。
於是，朱熹風塵仆仆趕來了。
朱熹，字元晦、仲晦，號晦庵、晦翁、考亭先生、雲穀老人、滄洲病叟、逆翁。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出生於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一一三〇年；死於宋寧宗慶元六年，公元一二〇〇年。
父親朱鬆曾跟隨羅從彥學習，也是一位知名的理學家，世稱韋齋先生。他曾在宋高宗建炎時期為官吏部郎，因為上疏極力反對秦檜與金人議和，建炎四年罷官，遂寓居於南劍州尤溪（今屬福建三明市尤溪縣）城外的毓秀峰下，以教書授徒為業。
朱熹就出生於此時此地。
除愛因斯坦是個例外，天才一般在幼兒時期就過早顯現出了異於普通孩子的過人稟賦。比如程顥還不會說話，就能牽著大人的手找到失落的金釵。
朱熹幼而穎悟，剛會說話時，父親指著天教他，這是天。朱熹卻問：“天之上，何物？”剛開始接受啟蒙教育，老師授以《孝經》，他翻開粗略一看後即在其上題寫道：“不若是，非人也。”小夥伴們在沙灘上集體嬉戲，他卻獨自坐在一旁認真地以手指畫畫，大人過來偷偷看後大吃一驚，原來畫的竟然是八卦圖。要知道，阿基米德不為外界所動，在沙盤上聚精會神地畫幾何圖案時，已是瀕臨死亡的老頭兒。
父親朱鬆是二程理學思想教育下成長起來的理學家，自然，他更會嚴格按照儒家內聖外王的目標來鍛造自己的兒子。而朱熹自己則懷著強烈的求知欲望，積極的進取精神，立誌聖賢之道，據他自己回憶：“某十歲時，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從此，一生貫之，終身不輟。晚年後，他仍教育他的學生：“凡人須以聖人為己任。”
公元一一四三年，朱鬆在建州病重，他把家事托給崇安五夫裏奉祠家居的好友劉子羽，並對朱熹說：“籍溪胡原仲（憲）、白水劉致中（勉之）、屏山劉彥衝（子翬），此三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
次年，年僅十四歲的朱熹，在喪父後遵父遺囑，奉母移居崇安五夫裏，拜劉子羽為義父，並從學劉勉之、劉子翬、胡憲三先生。
朱熹開始受學於有“武夷三先生”之稱的胡憲、劉勉之和劉子翬，地點在劉子羽、劉子翬兄弟的家塾屏山書院。胡憲、劉勉之此時就在該書院任教。
胡憲，是大儒胡安國之侄，胡宏的堂兄，湖湘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常令“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人銘讚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鹹令精熟”。朱熹稱他：“質本恬淡，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後言，然望之枵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溫然。”
劉勉之，以鄉貢入太學，當時蔡京嚴禁元祐黨人之書，伊洛之學不傳，劉勉之和胡憲則秘藏、傳抄程氏之書，並潛心研讀。後來他辭離太學，拜理學家楊時為師。而且他還是胡憲的內兄兼摯友，後來，他因激賞朱熹，而將自己的女兒許配之。朱熹稱其“隨材施教，娓娓無倦色，自壯至老如一日也”。
劉子翬，錢鍾書先生稱朱熹是“道學家中間的大詩人”，而稱他是“詩人裏的一位道學家”。在宋代諸多道學與詩歌兼習的學者之中，他是沾染頭巾氣最少的一位。“文辭之偉，足以驚一世；精微之學，靜退之風，足以發蒙蔽。”《宋史》中說他：“與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它所與遊，皆海內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新安朱熹而已。”
在三位學問淵博、做人端直的嚴師課督之下，朱熹矢誌攻讀，刻苦鑽研，發奮求知，凝神壹誌進於學。他自道：“某十五六歲時，讀《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悚然警厲自發”，於是決心“以銖累寸積而得之”，“某是自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旁皆無津涯，隻自恁地硬著力去做。至今日雖不足道，但當時也是吃了多少辛苦。”
正是如此，公元一一四七年十八歲的朱熹中建州鄉貢。主考官蔡茲看了朱熹交上的三篇策論後激動地對人說：“吾取中一後生，三篇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公元一一四八年，紹興十八年，朱熹進士及第。公元一一五一年，被授左迪功郎，任泉州同安主簿。
自此，他走上了他並不喜歡的仕途。
二。
對官場的厭惡與躲避，應該說首先是來自朱熹所尊敬之人的影響。
前蘇聯的加裏寧就這樣說過：“教育者影響受教育者的不僅是所教的知識，更重要的還有他的行為準則、生活方式以及對世界的態度。”
父親朱鬆因反對秦檜投降政策，憤然罷官回家，這是朱熹自小便知的事體。再來看看成長中的他所崇敬有加的“武夷三先生”：白水先生劉勉之，紹興中以薦舉赴朝廷，逢秦檜擅權，知不與其合，即謝病而歸，杜門十餘年；屏山先生劉子翬，因為同樣的原因辭歸武夷山，淡然無求於世，不出者凡十七年；籍溪先生胡憲還是因為這個原因，辭官不仕，執起了教鞭。
映入眼簾的現實世界，豺狼當道，君主昏庸，政體混亂，綱常不振，黨禁森嚴，正學被黜。此正孔子所謂：“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立身於無道之世，那麼自當卷而懷之，轉而回歸自我的內聖之路，尋求道德與知識的自我雙重完善。
麵對眼前鋪開的仕途，朱熹怎麼能欣然如有所歸地踏上這條路呢？事實是，他從上任之初便想到了任滿後辭職回家。
官場如歌廳，作為一個成年人，帶著新奇的目光偶爾走進去，體會一下其中的另類生活狀態就夠了，焉能將餘生全部浸泡在那裏！
這種比喻很蹩腳。因為朱熹沒有將涉足官場當作人生的一次獵奇經曆。他在無力拯救與抗拒現實之餘，本著儒家推己及人的善念，從自己力所能及處著力，力圖植一片綠，營造一方春天。
於是，他以學化頑，以智啟愚，“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為僧道者”。走到哪裏，就將學堂辦在哪裏。隻要有耳朵的地方，我的嘴巴便在那裏宣講知識與真理，這成了他此後一生的行為準則。
此時，朱熹更沒忘繼續豐富自己，充實自己，涵養自己。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因為進士及第之後還如此如饑似渴地探求知識，他甚至讓周圍的人很困惑，以為遇到了“學習控”。他是這樣解釋的：“學者難得，都不肯自去著力讀書。某登科後要讀書，被人橫截直截，某隻是不管，一麵自讀。”
某隻是不管，一麵自讀。
這就是一個學人的生命宣言。隻要一息尚存，我便學習不已。於是，進士及第且為官後的二十四歲朱熹，於公元一一五三年夏天徒步數百裏前往延平，求學於父親朱鬆昔日的同窗好友，著名理學家李侗。
先說李侗的老師羅從彥。
羅從彥，字仲素，為二程的再傳弟子，是楊時的高徒。當年，他為蕭山令時，聞聽同郡楊時得二程洛學真傳，慨然慕之，於是徒步前往拜師求學。楊時對他熟察之後，喜道：“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楊時弟子千餘人，羅從彥名列第一。
羅從彥拜見楊時三天之後，深為老師的學問折服，乃至“驚汗浹背”地說：“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他曾經與楊時探討《周易》，到乾卦九四爻時，楊時說：“伊川說甚善。”羅從彥馬上變賣田產換作路費，前往洛陽龍門山拜見程頤。其為學，以主靜為宗，教人“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進學有力，亦是養心之要”。
再來說李侗。李侗，字願中。二十四歲時聽說羅從彥身負二程河洛之學，於是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長信求見羅師。其後，跟隨羅師多年，深得上自二程發微，中經楊時闡述，最後至羅師總結的《春秋》、《中庸》、《論語》、《孟子》的學說精髓。
李侗之學也主靜，動輒教人靜坐，以體認大本末發之前之氣象，以達灑然之境。對於二程的“理一分殊”學說，李侗認為這是區分儒與釋、道的根本標誌。“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
李侗學成之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四十餘年。他時常食不果腹，卻始終怡然自適，大有顏回之風。對待學生，答問不倦，雖根據各人才具淺深而因材施教，但必使每個學生返身於自家內心，求得對所學知識的內在存養。他的口頭禪是：“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
他曾這樣評價《中庸》：“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這對朱熹日後將《大學》、《中庸》從《禮記》中拽將出來，單冊列書，標明為《四書》之重要內容，有著直接的學術先導影響。
朱熹稱頌李侗：“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複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麵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李侗也這樣讚揚弟子朱熹：“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詫難，體人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亦深矣。”並說朱熹“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罕有”。
從二十四歲赴同安任主簿到二十八歲任滿離開，朱熹在五年時間裏得暇便赴延平，平日裏則用往來書信討教問題。後來，朱熹將李侗回答儒家經義的信劄輯而錄之為《延平答問》。正是在這一問一答之間，朱熹深知自己昔日泛濫佛老之非，遂專心於聖賢之學，逐漸廓清並奠定了以承繼二程學術為基礎的碩大理學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