涓涓細流終於彙聚成河。
十四歲之時，朱熹師從“武夷三先生”，其學術承繼圖是：朱熹——劉勉之、胡憲——楊時——二程；二十四歲之時，朱熹師從李侗，其學術承繼圖是：朱熹——李侗——羅從彥——楊時——二程。
可以清晰看出，他雖然自幼師從多人，綜涉眾多學派，但其學術承繼路線都歸結於楊時，並最終指向程顥、程頤。
佛家說萬法歸源，用在朱熹學說的養成真是再恰切不過。他出入佛老、遊身眾學，集北宋理學大成，主要吸吮二程之學，加以探微發幽，獨有悟解，最終形成了自己博大而係統的學說體係。
雖與二程無覿麵之緣，但朱熹始終是以二程私淑弟子自認的。在《大學章句序》中，他這樣自命：“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
不知李侗及“武夷三先生”聽到後心裏吃醋否。
三。
他的學術之路走得是如此硬朗，腳步鏗鏘。
其為學，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全體大用，兼綜條貫；表裏精粗，交底於極。朱熹曾說，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他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其於百家之旁支左流，佛老之怪誕異說，不憚深辯而力辟之。
相形之下，他邁在仕途上的腳步又顯得踉蹌而蹣跚，很不成樣子。
從二十四歲開始做官，到七十一歲去世，他一生共被授官二十餘次，多所拒絕。察其為官履曆，真正在地方官任上的時間合計起來不足十年，而在朝做官則隻有四十天。
是他不懂為政之道，或無心官場，因學而廢政嗎？
不是。請看他在有限的地方職官任上留下的政績。
公元一一五一年初涉官場，在泉州同安縣主簿任上，他就因治績卓著，任滿罷歸後，同安士子懷其惠德，集體立朱熹生祠於學宮。
公元一一六七年秋，福建崇安發生水澇災害，朝廷派朱熹視察災情時，他針對“肉食者漠然無意於民，直難與圖事”憤然而起，發動地方豪富賑救饑民，並成功平息了饑民暴動。
公元一一七八年，朱熹出知南康軍（今江西星子縣），當年南康發生災荒，朱熹發布了《勸諭救荒文》，倡導富裕之家開倉放糧，務令民食，不使流移有饑餓之患。“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朱熹在此地創舉的社倉之法被很多地方效仿。
公元一一八一年，朱熹任江南西路茶鹽常平提舉，此時浙東發生饑荒，“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湊。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厘而革之。從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為經久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為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
在此任上，當朱熹發現台州太守唐仲友違法擾民、貪汙淫虐、蓄養亡命、偷盜錢糧、偽造官會等罪行後，慨然無視唐仲友與宰相王淮的親家關係，也無視他與吏部尚書鄭丙、侍禦史張大經的特殊親密關係，連續六次上疏彈劾唐仲友，最終迫使王淮忍痛將唐仲友撤職。
公元一一九〇年，朱熹出知福建漳州。到任以後，“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輕總製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為庵舍以居，熹悉禁之”，使得民豐物阜，百姓安居樂業。
明事通理，愛民為懷，體恤百姓，疾惡如仇，政績顯著，這是朱熹為官的客觀評價。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明於政也善於政的年輕有為的官員，既然不是出於個人性格孤傲狷介，厭煩仕途，一心追求閑雲野鶴的無羈悠閑生活，那為什麼自二十四歲走上官場之後，他就時時有偃旗之意呢？而且每次被舉薦任職，總是主動推辭，實在推托不了，任滿後又堅決離。
很多時候，人憋著而不願上廁所，不是他沒有如廁的內需，而是因為那個廁所太髒。
宋高宗懦弱昏庸，一心以投降政策取媚金人，以求偏安江左；秦檜執掌下的朝政邪惡橫行，政治腐敗，以嶽飛為代表的主戰義士、以二程為代表的正統學人均遭受嚴厲打擊。
宋孝宗即位後，雖然通過整飭吏治、輕徭薄賦、興修水利、發展生產等舉措，出現了暫時性的“乾淳之治”，而且有過張浚北伐的壯舉，使此一階段成為南宋曆史上政治最清明、經濟與文化最繁榮興盛的時期，但宋孝宗卻以“孝”名世，對堅持投降政策的宋高宗恭順有加，乃致縮首求和的國策沒有在他這裏得到絲毫改變。最終，在符離之敗後，國家又全麵回歸到宋高宗時期的懦弱自保政策。
不會理政的宋光宗上台後，沉湎於酒色之中。內宮由史上著名的心狠手辣的妒婦李鳳娘把持，朝政被主和派掌握，朝中正直之士如陳亮等人均遭受嚴厲打擊。將一腔豪情與熱血悉數投注於抗金事業中的辛棄疾，當年以驚人的勇毅與果敢投身金兵百萬人大營，生擒叛徒張安國自北歸南，曾“壯聲英概，懦士為之興起，聖天子一見而三歎息”，但麵對無力挽救的時局，此時他也隻能在“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可憐白發生”中抒發自己壯誌難酬的抑鬱與憤懣了。
這樣紛亂的時代，如此囂雜的官場，都不能成為朱熹施展自己政治抱負的背景。空有舞台，又有何用呢？
四。
但這阻止不住他一腔拳拳愛國之心和致君堯舜的不懈追求。
他通過上書或麵奏，啟沃君德，為失範的君主進行醫治，從而使其正心誠意，而這正是秉承二程而來的政治思想。
“熙寧變法”後，程顥就提出：“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係乎人君仁不仁耳。”強調治道之本在於“君誌先定”，明確提出治道之本是“格君心之非”。
可惜，南宋的這些皇帝更昏聵，他們的耳朵更趨向於牛耳，彈琴者隻能自感無趣。
公元一一六二年，孝宗即位，詔求直言。朱熹上封事批評道：“陛下毓德之初，親禦簡策，不過風誦文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
而且，他筆鋒犀利地進一步指出：“四海利病，係欺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奸贓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台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
在宋孝宗那裏的結果是四個字：充耳不聞。
公元一一八〇年，淳熙七年，朱熹再次以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態度上書：“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係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台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最後，他憂心忡忡地指出：“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
這次，宋孝宗看完後大怒：“是以我為亡也!”虧得宰相趙雄勸導：“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眾，無乃適所以高之。”宋孝宗才沒有將朱熹治罪。
公元一一八八年，淳熙十五年，朱熹再次麵奏孝宗，更加不客氣地指出：“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誌。”他進一步指明原因：“無乃燕閑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為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強烈建議孝宗正心誠意，存天理，去人欲，那麼，“則聖心洞然，中外融澈，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誌矣。”
然而，這些話通通沒有用。
這個世界從來就不缺乏清澈的眼睛、伉直的嘴巴，缺乏的隻是一雙識忠知理、善於納諫的耳朵。
《論語·裏仁》教導過我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將《論語》咀嚼得爛熟的朱熹自然比吾儕更清楚其間的道理。
他知道該關閉自己的揚聲係統了。公元一一九〇年，紹熙元年，宋光宗即位，正直之士紛紛被驅除出朝，朱熹留下了自己寫好的奏折，但最終沒有投遞出去。這就是今天仍躺在《朱子全集》裏的《己酉擬上封事》。
此年五月，陸九淵受詔知荊門軍，他在給朱熹的信中寫道：“新天子即位，海內屬目，然罷行升黜，率多人情之所未喻者，群小駢肩而騁，氣息怫然，諒不能不重勤長者憂國之懷。”朱熹回信道：“荊門之命，少慰人意。今日之際，惟避且遠，猶或可以行誌，想不以是為厭。”
這裏，朱熹已想到為“可以行誌”而必須“惟避且遠”。
此後，他便是在一路推辭卻又推辭不得之中，繼續著自己的官場生涯。
宋光宗即位後，朱熹直寶文閣，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拜為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辭；除荊湖南路轉運副使，辭；他主張的劃定漳州經界不被批準後，以言不用上書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嘉王府召為幕僚，辭；未幾，授潭州知州，辭。
公元一一九五年，宋寧宗即位，右相趙汝愚力薦朱熹，有旨赴行在奏事，又辭。同年除煥章閣待製、侍講，再辭。一路被授官，一路拒絕的朱熹，再次力辭，但這次沒有被獲準。於是，朱熹成為帝師，重演程頤在元祐時期的一幕。
此年十月，朱熹赴經筵向宋寧宗進講《大學》。他告誡寧宗《大學》為“修身為本”，要“深加省察，實用功夫”，“如其不然，則今日區區之講讀，亦徒為觀聽之美而已，何益於治道有無之實，以窒夫禍亂之原哉？”
此間，他上《經筵留身麵陳四事劄子》，言辭懇切地勸導宋寧宗誠心正意，勿為“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要求寧宗“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告誡他“近習不得幹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針對韓侂胄專政擅權，“斥言左右竊柄之失”。這些發自肺腑的金玉良言，讓宋寧宗深感逆耳。於是，在經筵位職上隻待了四十六天的朱熹，被宋寧宗以“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為托詞，一道禦旨解除了侍講職務。
來時本非所願，去時又有何怨？
朱熹上書請求辭職名，並乞致仕，仍然沒被應允。他不知道，像程頤為帝師的下場一樣，同樣有一場政治迫害向他隱隱襲來。
五。
文人無心政治，但卻總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紹熙末年，宋寧宗趙擴由趙汝愚和韓侂胄擁立為帝。趙汝愚出身皇族，收攬天下名士，意欲有番作為。韓侂胄是外戚，糾集京鏜﹑何澹﹑劉德秀﹑胡紘等人，屢屢向趙氏陣營進行攻擊，而宋寧宗力挺韓侂胄。
很不幸，朱熹先前就是經趙汝愚薦舉而當上的侍講，更不幸的是，他還屢屢向寧宗進言韓侂胄專政擅權，“斥言左右竊柄之失”。
公元一一九五年，慶元元年，韓侂胄當政，趙汝愚被罷相。由於趙被罷相之時，以朱熹為首的知識分子多次上書申救，韓侂胄為排除異己，樹立權威，開始全麵清洗知識階層，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被編管於五百裏外，朱熹被免職侍講。
公元一一九六年，朝廷宣布禁止道學。此詔一出，猶如“文革”的南宋版，一批急於邀寵請功之人紛紛跳將出來。監察禦史沈繼祖誣告朱熹犯有“不孝其親、不敬於君、不忠於國、玩侮朝廷、哭吊汝愚、為害風教”等六大罪，在第六條罪狀中還生生造出“誘引尼姑以為寵妾，家婦不夫而孕”的荒唐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