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電視台的主持人、北京電視台的編導、《計算機報》的記者、還有一些作家，都曾用了很大精力去采訪王江民。他們非常了解他，但卻都對他能把一個如此虛弱的肉體和一個如此強悍的靈魂集於一身，感到迷惑不解，謂之“不可思議的傳奇”。有個人說，“都說中關村不再相信傳奇，但王江民的傳奇就發生在現在，就發生在我們身邊。”第二個人說：“無論這個時代多麼地依賴和提倡集體協作，但個性的張揚永遠不會泯滅，永遠讓人激動不已。”第三個人說：“每一個想在中關村追求成功和傳奇的人，都會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希望和信心，因為王江民各方麵的起點都非常之低，低到在外人看來憑著外在條件他根本就沒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
人人都說計算機世界是年輕人的天下，王江民卻極為罕見地開創了大器晚成的先例。除了身體殘疾，他的教育背景也是先天不足。他在初中畢業之後進入工廠做工，一開始幹的是機械設備，後來又做光學儀器。他依靠業餘學習彌補知識的匱乏。他在早期獲得的最重要的榮譽幾乎都同他的“先天不足”有關，包括“全國青年自學成才標兵”和“全國自強模範”。如果時代不曾改變，他的名字就可能永遠隻留在“身殘誌堅”的光榮榜上。
但是計算機改變了這一切。1989年王江民花800塊錢買來一台“中華學習機”。這一年他已38歲。在此之前，他從來沒有見過計算機。他的電子學知識幾乎全部來自童年時代自己動手安裝的晶體管收音機。又過了一年，他才有了一台真正的個人計算機，那是“IBM8088”。他開始學習Basic語言。“我沒有感覺我老了，也沒有感覺我不行，”他說，“隻感到英語基礎不好。”一開始，他是為了教育他的剛剛上小學的孩子。他把小學初年級的數學和語文課程編成教學軟件，刊登在《電腦報》上，賣給對它有興趣的教師。那時候出賣軟件不叫“賣”，而叫“交流”。《電腦報》與他達成協議，每“交流”出去一套軟件，付給他25元。這樣的“交流”持續了三個月，王江民得到800元。因為這次成功的交易，他意識到軟件是可以掙錢的，而且掙的錢遠遠高於工資。他再接再厲，開始為工廠開發工業控製軟件。有一段時間，用戶總是抱怨他的軟件不好用，他以為是自己的技術有問題，但很快就發現有可能是一種病毒居中作祟。當他用手工方法把病毒除去之後，問題立即解決了。於是他設法再現自己的殺毒過程，這成為他的第一個殺毒程序。
計算機病毒的出現有好多年了，即使在國內，至遲在1989年也已見諸公開報道。所以王江民不太可能是第一個試圖殺除病毒的人。但在此前幾年裏，技術人員基本上是拿硬件來對付病毒，也即所謂“防病毒卡”。到了1992年，市場流行的“防病毒卡”超過50種。王江民毫無疑問是第一個對這一技術方向提出挑戰的人。在他看來，病毒正在通過軟磁盤的途徑向外傳播，為“防病毒卡”不能解決。1994年，王江民為自己的一個新程序起名“KV100”，這意味著他的殺毒軟件已經可以殺死100種病毒。有趣的是，當時流行的“防病毒卡”是一種一經使用便無法更改的硬件，而“KV100”卻擁有“手工添加新病毒特征”的功能，這讓它具有了打敗所有“防病毒卡”的優勢，其商業價值立即顯現出來。“KV”敲響了“硬件防毒卡”時代的喪鍾。王江民的早期殺毒故事，也成了日後中國欣欣向榮的殺毒軟件曆史的無可爭辯的源頭。
他的“防毒事業”一日千裏，其速度之快，就連他自己也感到意外。“沒想到這樣火，”他有一次帶著幾分炫耀的口吻對一位記者說，“我原來想能掙個一兩百萬就不錯了。”財富積累得很快，商業知識的積累更快。他開始製定自己的銷售規則，把“KV”每套定價120元，如果有誰能夠一次進貨超過5000套，他便將每套的價格降到100元。對於中關村的那些小商販來說，價格的確很誘人，但條件也夠苛刻，於是他便鼓勵他們聯合起來向他購貨。這在中關村有個說法叫“拚貨”，意思是諸多商家把自己的訂單組合起來，以求獲得更低的進貨價格和運輸成本。王江民並非這一商業手段的發明者，但他卻是第一個大張旗鼓利用這一手段來拓展市場的軟件程序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