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外勞對菲經濟發展的貢獻卓著，政府將每年的6月7日定為外籍勞工日，以資紀念和表彰。政府給予外勞崇高的榮譽，將他們尊稱為“現代英雄”。
我們會向民工致敬嗎？
中國的民工，無論是在國內各大沿海城市的打工者，還是去到國外的海外勞工，都沒有被提升到如此崇高的地位。在十幾年前，他們被稱為“盲流”，後來就改稱“打工仔”，隻有在不久前，他們才被定性為“工人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其實更多是從理論上來說的，他們的實際待遇，還相當低。以廣州為例，他們的工資並不高，一般的月收入在500~800元人民幣之間，許多工廠隻負責吃或住一項，他們付出住宿、夥食費之後，淨收入一般不超過300~400元，一年積蓄3600~4000元就算不錯了。
美國第一代華僑都會訴說餐館工作每天長達十小時以上。同樣的，珠江三角洲的民工每天工作8小時的僅占三成，其餘七成都辛勞超過8小時，10~12小時的占三成三，12~14小時的占四成六。因此，他們還處於不顧命地“求生”這樣一個檔次上更令人吃驚的是，民工每月沒有休息日者占四成七，休息一至三天者占三成三，四至六天者占一成七。當父母或家人親戚從家鄉打電話來，或到門口來探望，企業單位是否允許接電話或接見？五成四的人回答說：“絕對不準”，二成答“允許”，有二成五答“可商量或者看情況”。
在廣州、深圳、東莞、中山、珠海、佛山等地做的調查表明，七成民工“沒有簽訂勞動合同”，七成三“沒有參與社會保險”，六成五的人說“單位拖欠工資”，三成一的人稱“曾經被老板打罵”。外來工受到的歧視現象十分普遍，有五成二的人稱“在單位受到了歧視”。
在北京郊區私營的京興塑料廠打工的宋禮亮，是安徽無為縣籍民工，他從鼓鼓囊囊的上衣口袋裏掏出一大疊證件--身份證、暫住證、就業證、健康證、工廠出入證、技能上崗證等七八個證件。剛到北京時不敢出門，怕證件沒辦好被當作盲流遣返回鄉。他說：“我是個農民，初來北京，就是想知道要辦哪些證件，也不知道到哪裏去辦，在北京頭4個月，都用在辦證上了。一分錢沒賺，辦證交費就花了六、七百元。我打工的地方在郊區農村，村委會還要我交管理費。”說著，他搖頭苦笑。當然，這是2002年的故事，迄今為止已過了兩年的時間。在那個時候，對於外來打工者來說，各地政府會以各種名目收取城市基礎設施增容費、流動人員治安管理費、外來從業人員諺劃生育管理費，使用流動人員凋配資源等。雖然國家計委懇來取消了“外來人口管理費”，但由於各地理解不一，許多地方政府仍然以各種借口向民工收取各種費用。
民工在城裏幹的是勞動強度極高、最髒最累的活計，拿到的工資卻十分微薄，所以他們不舍得吃、穿。他們會買城裏人丟掉的舊衣服，會蓋十幾元人民幣的“黑心棉”被，即使生病受傷，能挺就挺，決不去醫院看病，因為看不起。而一年辛辛苦苦幹下來，拿不到工資的情況比比皆是。
因此，雖然是從山區裏來的普通農民，進城後改換了身份，成了“工人階級”，但是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心理上，工作上還是經濟上，仍然不能同城市裏的工人相比肩，要想叫中國人的觀念上把他們當成現時代的英雄，恐怕還得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
在2003年的9月11日，《北京晚報》上有一則報道說：昨天，周傑倫北京演唱會舞台已經基本落成，共動用了400個民工連續4日每天工作20個小時以上。今天周傑倫進人工體為明天的演唱會開始密閉式排練。據介紹，為了保證全場觀眾能盡量清晰地觀看到舞台上的表演，在舞台中央、兩側以及場地中間分別安排了5塊大屏幕，尤其場地中間的兩塊大屏幕，搭建在舞台100米處，基本上可以保證橢圓形體育場中距離最遠觀眾的觀看質量。屆時周傑倫將跑遍全場，爭取每個角落的觀眾都能清楚地看到他本人。
這是一個極好的兩極對比，400個民工玩命地幹了4天，每天工作20小時以上，他們的工資也許連400元都不到，甚至說連買一張看周傑倫演唱會的門票都不夠；而周傑倫呢？數萬觀眾為他捧場的演出起碼收入十幾萬甚至幾十萬，比這400個民工的總收入還要多得多。而他--隻在舞台上“工作”兩個小時。
在觀眾的心目中，周傑倫是英雄，起碼是那晚上成了英、雄，鮮花、掌聲，歡呼與叫好聲此起彼伏。在這熱鬧無比的喧嘩聲中，誰都想不到會有那麼400個民工曾經為觀眾的視覺和聽覺的愉悅作出過努力。他們，成了周傑倫這個“英雄”的底座。不，連底座都算不上，因為他們若想進場子去聽一聽周傑倫的演唱，也會被警察驅趕出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