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一切都可能亂了套：即使是政府部門的工程，很可能資金未到位，為了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而急於施工，結果工程完成，欠了一大筆工程款，更無錢支付民工工資。
開發公司沒有辦全手續就急於開工建設，到了樓房建成後還是“違法建築”；有的是“皮包公司”空手套白狼，想等樓盤賣出去後再付工人工資，結果樓盤賣得不好，錢收不回來，民工的工資也就沒著落。
許多公司的老板，眼看情況嚴重的時候，都采取了卷款逃跑來逃避責任的辦法（最典型是山西那些無證的小煤礦主，煤礦一旦出現事故而死了人，無一例外都用逃跑來避禍，即使民工打官司勝了，也找不到他們要不回來錢）。
所有的“包工頭”全是“黑包工”，沒有資質證明。所有的民工與“包工頭”都沒簽合同，憑著哥們弟兄關係，進來就幹活，開除就走人。
所有的環節都沒有正式協議或合約，都憑嘴巴說了算，最後變卦的情況比比皆是。
開發商或政府在給承建商付款時，一般最後一筆款都得到建築物驗收合格之後再付，拖半年到一年是“正常現象”，而這個“正常”，往往就落在了民工的頭上。但是，民工們往往不可能在做完工作後再在原工地等上半年一載。
在如此複雜的情況下，最後民工工資的支付往往采取了由政府墊付的形式，而如果政府找不到開發商或承包商，那麼這筆錢也成了政府“幹賠”的死賬。
而最後，這一切的一切的苦果，往往落到最後一位的“三包工頭”或民工的頭上，由他們來吞咽末位後果。
讓我們來看一看千龍網上一則短訊：《一個小工頭自述：我追一個人要錢，30個人追我要賬？》。“四哥，你別逼我了。我要到錢肯定第一個給你。”小工頭老於告訴記者，打電話的還是討債的民工。說到這兒憂愁掛滿了老於的臉，“我現在真想跳樓去了！”
老於40多歲，頭發花白，駝背。這幾年，他帶著親屬和湖北老鄉在長春做了很多建築工程。談到自己的經曆，老於連聲歎氣。
2001年，他接了一個抹灰的活兒，當時與包工頭談好幹完活給錢。完工後，他找老趙要賬，老趙答應第二天就給，並以對賬為由將結算單留下。第二天再找到老趙，沒想到老趙竟然翻臉，“結算可以，拿出結算單來。”結果，這幾萬元至今也沒要回來。
同年，老於又接了一丁姓包工頭的活兒，他吸取了教訓，結算單輕易不出手，可他仍然失算了。丁拿到部分工程款後，再也不露麵了。
1999年，車某欠他9萬多元工程款後就“消失”了，工錢一拖就是4年多，親戚差點反目。他想起訴車某，可法院說找不到車某無法立案，而車某經常變換掛靠的建築公司，行蹤不定。10日下午，老於給記者打來電話，說找到了車某。
電話裏老於有些興奮地說，他已找到車某的住處，現正與民工堵在其家門外。15時許，為避免民工采取過激行為，記者趕到現場，老於和十多個民工站在居民樓過道裏，見到記者，老於指了指502室小聲說，敲了幾次門，屋裏人就是不回答。記者經詢問，這裏並不是車某的家。
老於的臉一下子黑了。
約5分鍾後，老於的電話又響了，是“四哥”。老於賠著小心解釋起來，10分鍾後，老於撂下電話，他說，“四哥”同意再給兩天時間，否則，就上他家等著。“一到冬天，我得追著人要錢。而我身後，又有30多人追著我……”老於歎了一口氣。（王振東張中岩/文）。
對此，建設部有關負責人說，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看似單純，事實上涉及方方麵麵的係統工程，需要多方麵聯動。目前各地普遍成立了清欠工作小組，有的地方將建築企業在工資支付、勞動保障等方麵的不良行為和處罰記錄上網公示，形成了強大的輿論攻勢。但在一些地方，還存在著對清欠工作的重要性、緊迫性認識不夠的情況。同時，債務人資金短缺、建築業競爭的不規範等也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清欠的難度。一些地方上馬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的拖欠工程款難以償還，部分因決策失誤停工的“胡子工程”和“尾巴工程”等拖欠實際上變成了“死賬”。
要從源頭上徹底治理拖欠問題，根本還是要靠完善法規製度，加快建立新型投資工程建設管理方式、工程建設領域風險保障機製和信用體係的建設。
清欠已取得了初步的勝利，但是要徹底給那些打工的農民一個滿意的答複，還有很長很大的“仗”要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