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做年”這個詞的含義，我曾經詢問過徐傳化先生，滿口方言的徐先生的解釋使我理解為是給人做短工的意思。
話說傳花十歲左右，傳炳妻子進了門。這嫂子是個“上船會搖、落船會挑”的女中豪傑，不但精明能幹，而且十分要強，做事風風火火。仁海夫婦和傳炳都忠厚老實，新媳婦一進門就掌握了家中大權。尤其難得的是嫂子還頗具經營頭腦，她不滿足於像別的女子那樣成天靠紡織、繡花賺兩個小錢貼補家用，而是用私房錢置了台軋麥機，專門給人碾麥粞收取加工費，還養了大批雞鴨。許多年後，傳化在回憶這位嫂子的時候，還頗為感慨道：“要不是從小受她的影響，我也不可能會有今天；如果她現在還在，也一定是個做生意的料子。”可見嫂子這種要強、勤勞、節儉的性格和有別於常人的經營意識對少年徐傳花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在傳炳妻子的操持下，家境日益好轉。但這位嫂子的性子十分暴躁，對自己的兒女和小叔子都極為嚴厲和苛刻，常常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鬧得天翻地覆，使得這個有著十來口人的大家庭漸漸不和睦起來。仁海夫婦疼憐小兒子，怕他留在家裏吃虧，便流著眼淚對兒子說：“阿花啊，你大嫂這樣子……你還是跟著你大姐夫去西興自己尋活路吧！”
十四歲的傳花遂跟著大姐夫來到了離家六七十裏路遠的西興，開始替人做年。那時還沒有寧圍這個地名，寧牧、寧新還幾乎是塊荒灘，寧北尚處在錢塘江的一片汪洋之中。這一帶的沙地因成陸時間較黨灣、靖江那邊的東沙要晚一些，多半還未成為熟地，故又叫草蕩。草蕩上當時有個叫高明炎的，人稱炎江司.“江司”最初是沿江一帶的老百姓對治江人的尊稱，相當於現在的高級工程師之類的。後來漸漸演變為對那些擁有土地較豐的拓荒者的敬稱。這些草蕩地主最初無一不是憑著自己的勤勞、堅韌和節儉白手起家的，其創業過程簡直就是一部血汗史，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間都無一例外地被列為富農和地主之類，遭受頗多艱辛和折磨。大姐夫便是跟這位炎江司租種了二十畝土地，一到收獲季節，其中十畝可以免租，另十畝的收成得全歸東家，這叫分種。
傳花當時自然不會想到：許多年後，自己竟會與這位在當地頗有名氣的炎江司的兒子成為兒女親家。
他白天跟著大姐夫一起在那二十畝分種地上拔草、耕種，晚上吃住在大姐夫家。大姐夫煙酒不沾，一餐卻能吃四大碗米飯，擔水沒有扁擔，便將滿滿兩大桶水用左右手一拎，踏踏踏飛也似地奔回了家。用獨輪車推油餅，別人頂多隻能推四桶，他卻能推六桶，並且還能在尺把寬的田塍上時不時地露上一手，以顯示其技藝的高超。
大姐夫早年妻子不育，領養了一個男孩，比傳花小一歲，取名正友。舅甥倆晚上睡一塊兒。每日一大早，天還未亮透，大姐夫先起來，門軸“哢——”地發出驚天動地的聲響，把睡在門口的兩個少年都從睡夢裏驚醒過來，隨即又聽見大姐夫一聲喝：“起來！”
淩晨四五點鍾，正是最想睡的時候，舅甥倆卻不得不揉著睡眼瞌充懵懂地起來了。正友燒早飯，傳花磨茅刀、鐵鈀。那正友麵黃肌瘦，長得跟猢猻似的，與高高大大的傳花雖隻相差了一歲，卻形成了鮮明對比。大姐夫本就對他沒好性子，自從有了自己的親生兒子後，更是對他動輒就拳腳相加，正友身上的烏青總是不斷。有一次已是傍晚時分，傳花在前麵拔草，忽然聽見背後“嗬喲哇——”一聲慘叫，扭過頭去隻見大姐夫正將正友摁倒在麥地裏把他往死裏打。原來大姐夫一早有事出去，臨走時命令過正友他回來前將畝把地的草都拔幹淨。正友難得有個不受管製的時候，便胡亂拔掉了一些長草，跑到水溝裏去捉螃蟹了。傍晚大姐夫返回，過來一檢查，頓被氣得肺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