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化藝術團門口，一左一右懸掛著兩塊牌子。一塊是藝術團的，另一塊則是集團計劃生育協會的。計生協會的牌子一掛，藝術團也隨即又有了另一個名字——傳化國策宣傳隊。老人一直兼職集團計劃生育協會會長，他很高興能擔任此職，跟人說話也常常三句不離本行，每次都是本來好好地說著別的事，卻說著說著話題又轉到計劃生育上麵去了，而這話匣子一旦打開，沒有半天工夫往往是關不上的——
“我時常跟人說：不搞計劃生育吃苦頭，搞了計劃生育嚐甜頭！
“過去中國老百姓總是越窮越生，越生越窮，自己這輩子眼看沒指望了，就把希望都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盼著兒女們能冒尖出來，哪怕隻有一個也好，也算有了出山之日，這心理跟摸彩票一樣，隻想著多生幾個，中獎的概率就也會高一些。便七八、十來個地生下來了，養不了的，便送人的送人，餓死的餓死，得了病，沒錢醫治，也就隻好聽天由命，任其自生自滅。勉強拉扯大了，多半是老大拖著老三，老二拉著老四，好不容易一起帶大的，能喂個半饑半飽，又不被凍死凍傷已是不錯，哪還再供得起讀書什麼的！沒讀書，這人口的素質又能好到哪裏去？說話都是無知無畏的，吹牛皮、講了讓內行人笑話的話都不知道臉紅。十多億人口的一個大國，大部分人都這樣了，這國家還會不落後？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就隻好拿樹皮草根往肚裏填了，人活得比現在的豬狗都還不如！
“別的不說，單說我自己，這輩子最吃虧的地方就是從小沒書讀，家裏兄弟姐妹七八個，卻一個也沒能讀上一天書，六七歲就得幫著爹娘幹活，一起糊嘴過日子。當了六十來年的睜眼瞎，那不便比起真瞎了眼的人也不見得會少多少。要是冠巨不早早地接我的班，傳化集團哪裏能發展到今天這一步？現在都靠知識靠科技吃飯了，老底子辦廠時用的那幾招，就像義和團的長矛短槍對付八國聯軍的洋槍大炮一樣，還能頂多少用？
“農村裏的人還有一種要命的想法：多子多福，以為孩子生得越多，將來自己老了，就越能有靠傍些。卻沒想到要是兒女不孝順，反而更有理由把你當皮球踢，結果還不如那些隻生了一個的。政策講要少生優育，就是說孩子數量要少，質量要好。這其實跟種莊稼是一個道理——田裏的禾苗過多過密了，你得把它們刪掉一些，留出些株距來，要不然都是黃黃的一大片，誰都長不好，風一來，都倒。像我跟我老太婆這一代人，一般都會有四五個、五六個孩子，當初我就跟我老太婆說我們隻要兩個就夠了，多要了，不是怕養不活，就是怕不能都四四一十六地供他們去學堂裏讀書——孩子一出世，你就得對他（她）負責，不但要養活養大，還要把他（她）培育好，指望他們將來都能比自己更有出息，要不然，你就幹脆別生。有了觀寶、冠巨後，我們就決定不要了，結果這緊刹車還是刹慢了一點點，被老三秀美搶先了一步！
“孩子生下來該怎麼撫育是後來的事，最先還是要靠優生。寧新村經濟不光在沙地片，在整個浙江省都排得上座的，村裏才子多，可呆子也多，我數了數有六七個，基本上都是先天性的。為啥會這樣多呢？過去這裏一片荒涼，方圓幾裏路內沒有幾戶人家，年輕人說對象，很多都喜歡找自己的表姐妹或表兄弟，一是圖著親上加親，兩家關係能更顯緊密些；二是親戚間彼此都知道對方的根底，不怕被瞞著掖著什麼，心裏踏實，卻沒想到這樣一來禍害了自己的後代；也有的是遺傳的，苦藤結苦瓜，爹娘都有些癡呆，生個兒女出來也聰明不了，三個癡呆在一起，日子一長，越是呆得一塌糊塗。另外還有許多造成孩子一生下來就殘缺不全的因素，都是做父母的罪過——我在外麵跑得比較多，老早就知道這些了，可農村裏至今還有許多人仍一點都不懂。我們到許多山旯旮、海塗邊去計劃生育宣傳演出，就是要讓那些老百姓都能知道。像觀泉跟趙新高和單媽媽演的小品《相親》，裏麵雖然有很多笑料，讓人腸子都要被笑斷，但最終的目的不是為了搞笑，而是要讓台下的觀眾在一陣陣的笑聲中能明白近親結婚會有多少害處。”
兩次出國，使他更加覺得為計劃生育宣傳演出的神聖和重要。他曾經不止一次地跟藝術團裏的演員們談論起那些西歐國家的老百姓的居住環境與交通狀況——
“即使是在離城很近的郊區，他們也住得很舒暢。我們從一戶人家旁邊經過，往往要再開半裏路左右的車，才能見到第二戶人家。房子一般都隻有兩層樓高（他們不需要造得很高！），家家戶戶都有自己的花園、草坪，空氣、環境都特別好。可是我們就是再有錢也做不到這一點——沒土地呀，他們的人口密度起碼要比我們少好幾倍！每次坐車從杭州回來，汽車奔馳在從錢江三橋過的那一段機場路上，我都不想往窗外看，兩邊到處都是密密麻麻的房子，連田裏的莊稼也快擠沒了——幾十年前這裏可還是一片荒涼哪，如今都快鬧人災了！
“意大利的馬路也顯得特別空曠，車輛少，汽車時速可以打到很高。紅綠燈前大家都特別自覺，不像我們這邊，要是戴紅袖章的和交警一不在場，也沒有電子交通警察的監控，管它紅燈綠燈，許多車輛行人保險都會一窩蜂地上！
“中國人的交通意識為什麼老是這麼差？後來我想想可能跟中國人實在太多了也有很大的關係。你想想，過去村裏放電影，看完後大家一起出來，你推我擠的，誰都恨不得能擠到頭裏去，哪怕提前半分鍾到家也好。到家後幹什麼呢？也沒什麼事幹了，頂多跟家裏聊一會兒電影裏的事就睡了。要是沒有那麼多人跟你一塊兒擠著，你也許會悠篤篤地走上半天！整天生活在密密麻麻的人群當中，人常常會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慌和焦慮，老是擔心該屬於自己的也會被別人爭奪了去，不爭取，好事就更加不會輪到自己頭上，所以連走路都會充滿競爭意識。還有啊，人就是這樣，很多時候會跟猴子、跟雞鴨豬狗一個樣，喜歡看樣（從眾），有一個在前麵領跑，後麵立即就會跟上一大片，明明知道是不對的，可看你可以這樣做，就覺得那我也可以這樣；你都不用怕羞，那我還怕什麼羞？所以人越多，越容易生出事端來，社會也越容易變得混亂。”
事實上，藝術團這些年來的演出所宣傳的主題，不僅是計劃生育，還涉及到交通安全、環保衛生以及一些政策法規、思想教育等方方麵麵。隻要是宣傳黨的政策、方針，宣傳對老百姓有所幫助和啟發的思想精神，傳化藝術團總是積極、主動地配合有關政府部門及社會團體，免費為大眾送上一台台精彩的節目。在傳化的團長辦公室牆上，掛著一張桌麵大的華東地區的地圖，地圖上用紅箭頭標示著藝術團進行宣傳演出的所到之處。紅箭頭不但密密麻麻地布滿了整個杭州地區，還遍布全省其它地（市）縣城市及其所轄的鄉鎮，甚至還一直蔓延到了江蘇、上海、安徽等省市境內。據不安全統計，傳化藝術團的演出總場次已達上千場。
談及這上千場演出的收獲時，傳化得意地說：“每次出去演出，當地政府有關部門的負責人都會緊緊握著我的手，一再說感謝。我們這樣一演，的確會給他們以後的工作開展帶來很大的方便。至於我們自己呢，也就一舉兩得了，不光把國家的政策宣傳了，同時也把我們企業自身的形象給一起宣傳出去了！”
另一件也使他深感得意的事情是：過去每次出去演出，他是翁仁康手下的一個跟班，現在翁仁康反過來成了他組織的國策宣傳隊裏的一個跟班。在傳化藝術團成立之前，跟隨翁下鄉演出的已大多是傳化這邊的人，如今翁若再要下鄉宣傳演出，就不得不來找傳化藝術團幫助支持，否則翁一個光杆司令蓮花落唱得再好、名氣再大也是孤掌難鳴。不過這一老一少的關係一直都相當不錯，翁有時候會親熱而又不無油腔滑調地喊傳化“老爹”，傳化也會以“莫斯科”回稱。“莫斯科”是傳化第二次出國去日本學來的一個單詞，翻譯成中文是“兒子”的意思。當然翁作為傳化集團的一位名譽員工，自然也是傳化藝術團裏的一張王牌。若去一些比較重要的場合演出，傳化會把這位在許多當地人心目中有著無與倫比的明星地位的大牌叫上。隻要沒有別的比較重要的事情或特殊情況，翁一般情況下都能隨叫隨到。
在那一千多場的演出中，筆者也曾無數次地跟隨他們一起出去。在寒冬、在酷暑、在油菜花像黃地毯一樣鋪滿了鄉村田野的陽春三月、在幹爽而又令人別有一種情懷滋生纏綿於心頭的秋日裏；在大都市的廣場上、在窄窄的青石板街道與寬闊的水泥馬路共存的鄉下集鎮裏、在空氣中到處都充滿了一股腥鹹味道的海塗邊、在大巴車無法深入的山旯旮裏。演出時間大多在晚上。每次總是由一輛裝著搭戲台所用的材料和器械的大卡車打頭陣，隨後是那輛滿載演員們和道具、有著傳化藝術團標誌的大巴車。一般在蕭山境內或周邊地區，大巴車於中飯後出發，若是途中汽車起碼得花四五個小時方可抵達的，則一大早就得啟程了。等大巴車到達目的地，傳化的座車——“1188”也差不多同時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