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之所以會頻頻與其他學科“牽手”，從方法論上來說，人類學思維方法論的學術價值對其他學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拿人類學思維方法的普同性來說，它強調無論什麼族群或民族，都屬於同一物種--人類，沒有哪群人進化得更高級，任何一群人都有助於我們對人類潛能與極限的認識和了解。這種人類平等的普同性思維方法是任何一個學科都必須遵循的。當前流行的“以人為本”理念，莫不出自人類學方法論的普同性。因此，從根本上來說，無論哪一門學科如果離了“以人為本”的理念，從學科的純理論出發，那就客易把學科的發展引向脫離人、忽視人的歧路，所以人類學對其他學科社會產生吸引力。
同樣，人類學的整體性強調人類的存在是一個多麵性的整體，其各個部分是相互關聯的，人們隻有認識了整體，認識到整體各個部分是如何聯係在一起的，才能夠在一定深度上了解每一個部分；人類學的整合性強調人類社會文化生活各層麵的一起運作，並把人類的各個生活層麵比喻成交織成社會大網的線，它們是更大的自然與社會環境不可或缺的部分，考察任何一個問題，既必須了解它與社會中各項因素的互動關係，也要看到它與形成社會的廣泛環境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凡此等等思維方法論的價值取向，對於任何一門學科來說也都是必須遵循的，同時也是任何一門學科都需要的，這種內在聯係性，使人類學必然會對其他學科產生吸引力。
從人類學方法論的另一個層麵，即分析方法來說，其學科價值對其他學科也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前述人類學分析方法的種種方法對於其他學科無不具有學術價值，如功能分析法對於曆史學來說，口述史對補充曆史文獻的不足而成為曆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民問地方文獻的搜集和研究對補充官方文獻的不足也成為曆史研究的重要部分。這就是說，口述史和民問地方文獻的功能決定了它們在曆史學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所以曆史人類學應運而生。可見曆史學從功能方麵對人類學的需要，正好表現了人類學對其他學科的吸引力。又如文化模式分析法，對於經濟學來說，中國不同地區、不同民族所形成的不同文化模式，對於經濟學的研究，尤其是在製定中國發展規劃時，幾經實踐最終確認了文化模式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於1999年確定了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正是人類學在方法論上的這種作用，所以經濟人類學也應運而生。可見經濟學從文化模武方麵對人類學的需要，也正好表現了人類學對其他學科的吸引力。再如客位分析法，對於醫學人類學來說，戒毒和防治芰滋病若從主位出發，則把吸毒者和艾滋病患視為“洪水猛獸”、視為“威脅”，而從客位出發，則要對他們加以人文關懷，目前對吸毒者提供免費針筒和用美沙桐替代，以及給性工作者免費發放安全套，都是人類學客位分析法應用的結果，所以醫學人類學應運而生。可見醫學在客位分析法方麵對人類學的需要，也正好表現了人類學對其他學科的吸引力。凡此等等人類學分析方法論的價值取向，對於任何一門學科來說也都是具有吸引力的，不少學科引八人類學的方法論，大都可以另辟新徑，都會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奇效。正因為如此，人類學才會在與其他學科頻頻“牽手”的互動中處於主體的地位。
3.人類學的田野工作對其他學科課題研究的創新有立竿見影之效。
教育學家楊孔熾先生曾經在《文化人類學對教育理論研究的啟示》中說：“人類學研究對於教育理論創新研究的啟示之一，是注重觀察基層群眾的實踐活動並加以分析研究。文化人類學研究將群眾文化實踐活動的觀察研究方式規範化，變成了研究過程中一個必不可少的基本研究階段和一種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這就是所謂‘田野工作’。田野工作，是指人類學家為了真實地了解某一地方人類的行為，而將自己融入當地群眾的生活之中。因此，人類學的‘知識建構過程不是從書本到書本，而是經過田野工作回到書齋，再把得自生活的新知寫進書本。”
確實，人類學一個非常具技術性的方法，也是人類學的學術靈魂之所在，就是田野工作。沒有一位人類學家不是從田野中走出來的，泰勒曾在墨西哥的偏僻山鄉做田野，摩爾根曾在印第安人中做了40多年的田野，博厄斯曾在愛斯基摩人中做田野，馬林諾夫斯基曾在西太平洋群島上做田野，米德曾在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亞群島上做田野，列維·斯特勞斯在巴西做田野，維克托·特納（victorWitter Turner）曾在讚比亞做田野，等等，等等。中國的人類學家也莫不如此。岑家梧曾在雲貴川做田野，費孝通曾在大瑤山和江村做田野，江應樑曾在雲南傣族村寨做田野，林耀華曾在大涼山和福建做田野，林惠祥曾在台灣高山族中做田野，淩純聲曾在東北的赫哲族和湘西的苗族中做田野，等等，等等，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