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當代的中國中青年人類學家們也大都有自己的田野點。《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人類學主打欄目2004年載《光明日報》2002年10月8日，B4版。
上半年推出的“鄉村人類學”、“都市人類學”、“教育人類學”絕大多數都是從田野中歸納、概括、提煉、升華出來的學術論文，不少其他學科的學者反映讀後頗有啟發。山東大學一位美學博士研究生就對筆者說他對“教育人類學”的10篇文章都仔細閱讀了，很有收獲。
正是由於人類學田野工作的這種技術性價值，其他學科的課題研究一旦應用，印有立竿見影的創新之效。
如曆史學家趙世喻，用田野工作的方法對大槐樹情結作了考察，進行了全新的審視，得出了全新的結論，寫出了《想象家園--對山西洪洞大槐樹傳說的人類學解釋》一文。正是由於這種學術的創新，使趙世瑜成了曆史人類學的領軍人物之一。
又如美術史家方李莉，用田野工作的方法，用一種代表新的思想、新的時代的藝術觀念對景德鎮的陶瓷生產進行參與式的考察，寫出了《傳統與變遷--景德鎮新舊民窯業田野考察》一書。也正是由於這種學術的創新，使方李莉成了藝術人類學的領軍人物之一。
再如教育學家滕星，用田野工作的方法對涼山彝族社區教育作了考寨，從文化變遷的視角寫了《文化變遷與雙語教育--涼山彝族社區教育人類學的田野工作與文本撰述》一書。也正是由於這種學術的創新，使滕星成了教育人類學的領軍人物之一。
凡此等等，不勝枚舉。
正是由於人類學的田野工作對其他學科課題研究的創新有立竿見影之效。所以筆者在與一些博士研究生討論他們的博士論文開題時，隻要園地製宜地將人類學的田野方法引入他們的課題研究之中，他們大多有茅塞頓開之感。
如華東某大學一位民間文化博士生，本欲以吳歌為題作博士論文，但又不知從何切入方有創新之效。筆者建議不要從已搜集到的吳歌文本切入，而要用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方法，對吳歌的傳唱者進行深入訪談，考察他們傳唱吳歌的曆史、經曆，以及他們的生活背景、社會環境，然後結合吳歌的文本進行跨學科的綜合研究，就絕不會與傳統的以搜集吳歌為目的的研究雷同了。在這種田野工作的基礎上，創新之作定會應運而生。這位博士生聽後大呼茅塞頓開！
又如華中某大學一位思想政治教育的博士生，筆者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與他討論他的博士論文時，建議他以“網絡與思想道德教育”為題，用田野工作的方法，對大學網民的方方麵麵以及網絡的不同形式進行深入訪談，從中分析和概括高科技的網絡對大學生思想道德的影響及其未來走向，並提出預警式的對策建議，定會與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大異其趣，從而可有創新之效。這位博士生聽後自覺大有“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感！
再如華南一位在讀教育學的博士生，想以科學素養為題對小學的科學教育進行研究，也不知從何處八手方可跳出從書本到書本的舊框框。也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吧，筆者建議她用人類學的田野方法，選一個小學為點，對不同年級的學生、教師以及家長進行深入訪談，了解不同層次的人對科學教育的看法、建議，以及他們本身的科學素質，從中分析、概括、提煉、升華出今後進行科學教育的內容、形式、政策，也定可得創新之效。這位博士生聽後有相識恨晚之感！
實際上筆者本人也有切身之感。我是學曆史出身的學者，在《漢民族發展史》完成後，想進一步深入研究漢民族，一開始也苦於不知從何下手，從哪裏突破。也是學習了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後，對賀州南鄉的壯族做了田野，寫出了《南方春色--一個壯族鄉社會文化的變遷》，獲得了立竿見影的創新之效。緊接著又用此法，對漢民族的族群進行解剖，與其他幾位學者共同完成了《雪球--漢民族的人類學分析》，被出版社評為原創之作，被學術界譽為漢民族研究的鼎杠之作。正是由幹人類學與其他學科有著深厚的內在聯係，其本身方法論獨具的學術價值，使之在與其他學科的互動中處於主體地位，其田野工作對其他學科的課題研究又有立竿見影之刨新之效，所以人類學與其他學科的“牽手”也就是必然的了！壘球化帶來了學科的大互動，在學科大互動中，人類學與其他學科的“章手”現象一定還會不斷發生。我們相信，通過人類學與其他學科的不斷“牽手”，其必將成為名符其實、神通廣大的一個“千手觀音”。
徐傑舜
2004年6月22日深夜
於南寧相思湖畔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