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健
卑南族是台灣高山族九族之一，人口大約是六千多人，主要分布在台東縣卑南鄉與台東市，共分八社，所以又叫做八番社。這八社按文化上的差別又分兩個杜群：一個是知本社群，包括知本、射馬幹、呂家、大巴六九、阿裏擺與初鹿六個社，在文化上受排灣族及魯凱族的影響較多；另一個卑南社群，包括卑南與擯榔兩社，文化上受阿美族的影響較多。
筆者初訪卑南族乃隨淩純聲及衛惠林二師到知本社作民族學田野嗣查實習，時為1956年春，筆者為台大考古人類學係二年級學生，後來筆者成為該係的研究生後複在芮逸夫師指導下選卑南族的呂家社為其碩士論文研究對象。1960年筆者在呂家杜（現為卑南鄉利嘉村）先後調查四個月多（喬 1961）。1970-1971學年度，筆者自美返台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作客座研究，複往呂家社調查約一月。1984年12月，筆者又匆促去呂家杜調查一周。1987年夏筆者在中研院民族所作客座研究，又於七八月問乘便去呂家社調查了三周。1995年筆者自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在東華大學任教後也去呂家社訪問過幾次，但沒有作調查。
總的來說，筆者對卑南族的研究有兩項特色：第一是固定在一個點上，這個點便是卑南族知本社群的呂家社，也即現在台東縣卑南鄉的利嘉村；第二是實際調查的時間雖然不足半年，對比傳統人類學的一般的田野工作，這是不夠長的，不過卻跨越了四十餘年的歲月。這兩項特色可以合並為一項，那就是對一個固定的點斷斷續續作了四十餘年的觀察。這項研究上的特色也便是本文所根據的材料上的特色，而這材料上的特色引導出理論上的第一個問題來。那就是文化變遷（culture change）。
對一個固定的點斷斷續續觀察了四十餘年，最能吸引人注意的自然是那快速而巨大的變化，於是“文化變遷”便成了筆者首先要探討的一個問題。記得50年代，筆者還在台大念書的時候，“文化變遷”正是國內學界的一個時髦題目。筆者那時趕時髦也看了一些有關的文章，後來在美國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教書，“文化變遷”變成了筆者講課的重點，一連開了三門有關這方麵的課：“文化變遷理論（Theory of Culture Change）”，“文化變遷專題討論（Senminar on Culture Change）”，以及“當代中國的文化變遷（Culture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這些課反反複複講了六七年，越講越覺空洞，所以到了香港之後便不開這課了。
“文化變遷”講理論可以頭頭是道講一大堆，但對於實際的田野訶查特別是微型研究（microscopic study）卻大都是大而無當，排不上用場。如何把握分析一個固定的小點--卑南族呂家社四十多年來錯綜複雜的變遷是自從二十多年前筆者第三次訪問呂家社以來便一直思考的一個方法上的問題，想來想去想了二十多年，卻覺得最有敏的還是一個古老的辦法，這個辦法在筆者研究過的三十六計中叫做擒賊擒王，就是說先抓住所研究的社會的基本形式（elementary form）。這是借用人類學老祖宗之一Emile Durkheirn在20世紀初（1915年）提出來的一個觀念，再分析其主要成分或基本架構，然後再把這基本結構放在時間量度上來衡量與判斷它的變遷。我想隻有這樣才能掌握變遷的本相，否則，隻是浮光掠影搬弄一些零碎表麵的現象無法觸及社會本質的變遷。
卑南文化的基本形式是什麼呢？毫無疑問，筆者認為是Karumahan製度，“Karumahan”原來的意義是“本來的家”或“舊家”。現在的用法則有兩義：（1）指供祀祖靈的小屋；（2）指共同祀奉此祖靈之團體。前人或譯作靈屋（如佐山1921），或譯作祖廟（如衛1962；宋1964）。筆者則認為譯作“祖家”似較妥當（喬1972：4）。
最早的三個祖家，Kazangiran、Sangiradan與Paranran變成了呂家的統治團體。Kazangiran與Sangiradan掌握了政治權力，Paranran則掌握了宗教權力。這三祖家以後子孫繁多，都又衍生出若幹祖家（喬1972，5）。
三個最早的祖家以及三個後來衍生的祖家都有一個男子會所（Parakoan）。凡15歲以上男子必須加入其祖家所有的男子會所，接受訓練，直到結婚為止。一般從妻居男子離婚後也回到男子會所居住。男子會所並為獵首及戰爭的單位。此六個有男子會所的祖家都有自己的耕地、竹林與狩獵場。有一頭目（Ayawan）管理這一切。Kazangiran祖家之頭目為全呂家社的頭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