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過程有別於心理療法。因為心理治療過程中盡管也會講述那些痛苦的回憶，但治療者是獨立的，回憶中沒有故事語言，回憶起來的事情沒有書麵記載，沒有可重讀的時間、環境，也沒有注意他們之間的關係，也沒有可以觸發更多的記憶的隱喻。
故事語言將一個人置於一個更大的畫麵的語境之中：傷痛和療救之間，水存的痛苦和超脫苦難之間的相互作用。故事語言中同時存在的距離感和貼近感使講故事者最初產生不適甚至一種近乎混亂的感覺。但從混亂中形成一種洞察力，一種做出不同的選擇的機會；形成一種新的模式，它能夠轉化為一個反饋環，即能夠將行為、信仰、行動或生命的模式從消極狀態轉向積極狀態。
我在最近的一次護理研究中采用了一種試驗的治療方法。我的病人，H太太，患有風濕性關節炎。風濕性關節炎是一種很難治的病。這種病的病因尚不清楚，治療也同樣沒有明確的方法。這種病被認為是以關節發炎為典型症狀的係統免疫疾病。最近的發現表明，免疫療法與心理活動有關，這項發現引發了對風濕性關節炎的心理病源學研究的熱潮。
大概在我對H太太施行試驗療法的同時，一個醫生小組也在對112名哮喘病患者和風濕病患者進行同樣的試驗。1994年4月14日出版的一期美國醫學聯合會雜誌上，發表了關於他們讓這112名患者寫出他們的生活壓力的效果的文章，他們發現這些患有或輕或重的哮喘和風濕性關節炎患者中，那些寫出了他們的生活壓力的人同控製組的患者相比，在健康狀況方麵臨床表現上發生了顯著變化。這種結果4個月之後就表現了出來。在這期間，這些患者隻是每周寫3次，每次寫20分鍾。
這個醫學小組的實驗讓我感到悲哀的是，這112名患者就是坐在實驗室裏的私人空間中來寫作他們不堪重負的生活經曆的。寫作時間（20分鍾）結束之後，所有寫好的文章（為了保密起見，都是匿名的）都被投進一個密封的箱子之中。悲劇性的是，沒有任何一個參與者同這個實驗的工作人員或其他參與者討論過他們所寫的東西。將一個人從像皮影戲之後的對話交流那樣的團體性的治療中剝離出來，這樣做隻能是強化了我們的個人主義的或“碎裂的”的社會觀與其所使用的藥物之間的隔絕。
我自己的研究，雖然與上述試驗相同都旨在探索寫作與治療的關係，但不一樣的是，我不僅僅重視故事的講述，更加強調對故事的分享和重溫。這種多重的努力取得了某種令人驚奇的效果。我的病人，H太太，多年來一直經曆著這樣的痛苦。她一邊服用針對治療的藥物，一邊不斷尋找各種治療方法，比如印度草藥、整合作用、順勢療法等。盡管每種方法都在一段時間內減輕了她的痛苦，但這種病痛，就如同她的無助和絕望一樣，一直沒有消失。她的針對性療法的醫生從沒有打算停止給她開大劑量的甲氨蝶呤，這是一種高毒性的抗腫瘤藥物。
在14個月之中，即從1997年3月到1998年6月，我和H太太每個禮拜會見2-3個小時。我們在她家見麵，在她明亮通風的客廳裏我們都感到非常舒適。我們放著輕柔的一般是肖邦的音樂，H太太很喜歡鋼琴曲。我希望能創造出一個在身體上和精神上都有助於治療過程的空間。由於在她家會見，H太太很放鬆，我也有機會看到、接觸到、感覺到她生活的各個方麵。治療空間可以有多種環境，不僅僅限於在頭頂懸掛著明亮的月亮的戶外，也不僅僅是圍坐在篝火旁聽年老的人講故事。治療空間是創設出來的，最重要的因素是為一種愛的目的。
我們就這樣開始了。
當我們的治療開始的時候，H太太還在接受一位風濕病專家持續了兩年的治療。她當時還深陷於對剛剛死去的丈夫的哀悼之中。為她提供順勢治療的醫生告訴我，她已經治療了H太太深層的疾病，現在最表麵的疾病就是H太太想要傾吐她保守了差不多50年的秘密。
很難找到開始一個故事的切入點。開頭往往並不是開始，結尾也不是結束。H太太不知道從何說起，我也不知道該問些什麼，所以我們就沉默地坐著。我看著H太太的臉，她的頭發是一種自然的黑色，在她的肩頭呈現出微微的波浪，襯托著一張蒼白的、象牙色的臉。她的嘴唇塗成了深紅色，開闊但仍沒有感情色彩地笑著。她的淡褐色的眼睛蒙著一層藍色的陰影，雖然暗淡，但卻有一種引力，似乎要將我拖入某種深藏的感情之湖中。她盡管坐在舒適的軟床上，但身體還是保持著僵硬的挺直的坐姿，她的手規規矩矩地疊放在膝蓋上。她的周圍似乎籠罩著一種濃重的霧氣一樣的東西。
我拉過她的手，她變形了的指頭又紅又腫，微微地蜷曲著，似乎害怕我的觸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