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H太太的故事不斷向前向後跳躍。從她在加利福尼亞醫療的噩夢，到她童年時代在印尼的噩夢。我很驚奇，當她講述她的故事的時候，她的麵部表情和姿勢從不改變，而且，盡管她在訴說悲傷，卻很少流淚。
她告訴我她是孤兒，並講到她如何與一一位嬸嬸共同生活，這位嬸嬸對待她的方式在我們西方文化中是難以想象的。
“我睡在車庫裏一個發黴的帆布小床上，但我並不在乎。最難的是上學之前還要去市場上買東西。7點上學，所以我必須早上最遲5點就離開家。我的嬸嬸讓我騎一輛自行車去市場，那輛自行車破得可憐，它的輪子沒有氣而且不圓，但還是能讓我在路上快一些。”
“去市場買東西是件很髒的事，那裏通常又擁擠又泥濘。而且我的嬸嬸又要買那麼多的吃的，蔬菜、土豆、雞肉、青蛙。自行車可以幫我搬這些沉重的、氣味難聞的東西，但並不能減少它們的肮髒。被宰殺的雞的血滲出來滴到我的腳上。我學會了不穿鞋，任由那種討厭的液體滴到我的腳上並在我的腳趾間凝固。在去學校之前，我會洗掉腳上凝固了的泥和血，然後飛快地穿上我那雙惟一的鞋。”
“放學之後，我還有其他家務活要幹：打掃房子、洗地板、跑腿。我都是半夜在油燈下寫自己的家庭作業。我能怎麼樣呢？我別無選擇。”
在講她的病史的間隙，H太太穿插著她在印尼的故事。她訴說了日甚一日的痛苦的治療過程、昂貴的注射、身體的衰弱，還有逼向她的無助的感覺。
“曾有一度我非常迷茫，充滿挫敗感，我不知道該拿自己怎麼辦。晚上失眠折磨著我，我開始變得消瘦、消沉，我的牙齦出血。我去看口腔科醫生，他建議我停止服用甲氨蝶呤，但我的風濕病醫生說：‘絕對不行。’我很害怕，害怕服用甲氨蝶呤，又害怕不服用會很痛苦。”
然後，H太太用同樣沒有感情色彩的語調和表情繼續講述其他的印尼故事。她快速地轉場景，就好像是關於不同的人一樣。她講到了集中營，日本人的集中營。在集中營中她和她的姐妹兄弟都是孤單的，直到有一個婦女可憐她，才把她從這樣的生活中解救了出來。然而其他的人都變得病弱。
H太太說：“你根本不能想象集中營是什麼樣的。人們為了吃飯時排隊的先後而打架，為了洗澡的地方和時間而打架。幸好廁所在營地的另一邊，但那就意味著要走很遠的路，遠得難以想象，因此越來越多的人都病了。我記得我必須在黑暗中赤腳經過蒼蠅紛飛、氣味難聞的地方。我當時隻有7歲。我想要爸爸，想要媽媽。”
當H太太講述她的故事的時候，我的眼淚都湧了出來，但她還是沒有什麼感情的樣子。雖然如此，我還是發現她的嘴和眼睛周圍柔和了一些，那種沉重的氣氛似乎好多了，而且籠罩著她的黑暗也似乎消失了。
我們就這樣一周接一周地談著，幾個月過去了。我們之間建立起了一種關係。H太太期待著我的來訪，她很信任我。她講述自己的故事感覺很好。有一天她給我講到她的父親是怎樣被日本人抓走的。
“當日本人1942年早期侵略我們的城市時，他們組織了經常的巡邏來找出那些哪怕是稍微和當地人長得不一樣的人，荷蘭人、澳大利亞人和印尼混血兒都被抓到集中營去。我們家極其小心地避免被日本人看到，但有一天他們出人意料地抓到了我們。一群幾本兵踢開了我家的前門。我父親試圖保護我們，但他們的人太多了。”H太太小聲的說著，“日本兵打他，用槍托砸他，把他打倒在地然後踢他。他們叫嚷著把他抓走了。我緊緊地依附著我的姐姐。我們靜靜地站著，不敢出氣，不敢動，害怕極了，。從那以後，我們再也沒有見過我們的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