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泓黃劍波
一、問題的提出
文學人類學，基本有兩層意思，一是從文學角度作人類學研究，二是從人類學角度作文學研究，因而從界定上看有兩個角度和立場，人類學的和文學的應該說目前學界對此尚無一定見，基本上還是各持己見，以致加拿大渥太華卡爾頓大學的比較文學教授薩加尼（Stephan Sarkany）幹脆提出使用“文學人類學”（literry anthropology）和“文學的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literature）兩個概念，以便加以區分。他認為前者關注的是文學文本中的社會文化狀況，而後者則關注作者、讀者在符號活動中的不同作用。
綜合現在已有的嚐試性界定，來自文學立場的觀點大致可以歸納為六個方麵：（1）用人類學的理論、方法研究文學或以文學為中心的文化現象；（2）用文學手段表達人類學的思想，或以文學形式豐富人類學的表達方式；（3）文學與人類學在某些邊緣的互動，即跨學科的研究領域；（4）還原文學的“人類學性”，即把文學作為人類的一種存在方式的研究；（5）通過人類學的“全人類”視界（或泛文化比較）對“世界文學”的重建，以追尋世俗或人性的本源；（6）通過文學的形式達成文學與人類學的資源共享。
作為人類學家的李亦園也提出了自己對文學人類學的內涵的看法，同樣也是六個方麵：傳統人類學對民俗與民間文學的研究；文化展演（performance）的研究；人類學作品的文學化；人類學的影視表現研究；古典文學的人類學闡釋（Interpretation）；文學作品的人類學化。
兩相比較，可以看出一些有意思的差異。李亦園對文化展演研究和影視表現研究的關注顯然出於他的人類學獨特視角，而且在對“世界文學”的重建、“全人類”視野、本源尋求這些宏大目標的態度上相當謹慎。這種差異其實正好反映了文學與人類學這兩個不同學科體係和建製之間理論與力法的張力，主要體現於兩個方麵：文本與田野的關係；普遍性（共性）與特殊性（個性）的關係。狹義上的文本指的是以書寫文字建構的符號與意義係統，傳統的文學研究注重文本本身的內容、形式分析和意義闡釋，基本上是在文本之內來認識文本。而人類學則注重文本的田野過程，以及文本之外的各種因素的互動，是一個從文本之外來理解文本的過程。如果說這還隻是方法上的差異，那麼文學與人類學關於共性與個性的態度和追求就涉及了不同的價值取向和學術旨趣。文學強調通過文本的闡釋，不同文本的比較研究來發現人的心智結構，作者同人性的抽象；而人類學關注的則是底層的民間文化和地方知識，注重社會文化的多樣性和多元化，強調文化場景的特殊性，甚至還關注個人體驗的社會價值。
盡管來自兩方麵的聲音仍然有著顯著的差異，但1997年於廈門大學召開的首屆中國文學人類學學術研討會在深入討論的基礎上，大致認同於“文學人類學是用文化人類學方法探討文學藝術，同時，通過文學藝術及其所包含的深層文化內容進一步研究文化人類學”。顯然這也反映了西方理論現狀：文學理論批評家所提出的文學人類學和人類學家所提出的文學人類學。這兩個理論構建方向代表了當前的潮流，前者在20世紀80年代發展出了文化詩學，即通常所說的文化批評；而後者還進一步分化出了人類學詩學和民族詩學（ethnopoetics）。
二、人類學視角下的文學人類學
人類學的本體應是人，是探討人、人性的學問，應是向人的本質的靠近、回歸和挖掘。人類學家以往像自然科學家一樣，強調其研究的科學性、客觀性和精確性，並試圖以此確立其不可辯駁的權威性。在田野工作和文化表述中，人類學家不僅避免自己情感的涉入，而且也較少挖掘被研究者的情感、直覺、無意識等所謂非科學、非理性、非邏輯的主體意識。然而，這個理想在20世紀後半葉受到了激烈的衝擊。人類渴望了解自身及其存在的意義是人特有的一種本性，“人類文化的各個扇麵都是開拓意義以及提升人的主體性的過程”，人是一切價值和意義的源泉。伴隨著後現代哲學對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的質疑，整個思想界中現代-後現代、殖民一後殖民、結構一解構的語境轉換，以及西方話語中心論的破碎，人文社會學科的各分支都紛紛對自身的學科性質進行了深刻反思，並直接導致了學科及學科之間的分化、整合與重建，學科邊界開始模糊，相繼出現了一些交叉性的邊緣學科。文學人類學的出現可以說正是這個思想大背景下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