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學界，這種反思過程一方麵增強了人類學家對民族誌的文學性的認識，另一方麵也使人類學的文化表述向更為文學化的方向發展。
美國曆史理論家海登·懷特（Hayden White）的喻說理論（tropology）認為，曆史具有其內在的“文學性”，這也成為後來部分理論家解讀人類學作品的方法論來源，即把它作為文本（text）和話語規範內的寫作進行解讀。米德（Margaret Mead）、薩皮爾（Edward Sapir）和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都視自己為人類學家和文學家。特納（Victor Turner）、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列維-斯特勞斯（ClaudeLevi-Strauss）等人對文學理論和實踐都感興趣，他們以不同的方式模糊了科學與藝術的界限。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格爾茨以一係列富有創建性的作品開啟了人類學和文學理論的關係的研究，直接創立了“解釋人類學”一派，認為，民族誌權威是一個“寫作的”行為，它源於一個創作的、利己的、文化的和曆史的情景，在此情景中，作者不可避免地是一個在交流中將自己的經曆與別人的經曆進行交流的商談者。因此，人類學在本質上是文學的，而非傳統上所以為的科學。
1984年，1O位學者（主要是人類學者）以“民族誌文本的寫作”為中心議題，在美國新墨西哥州聖塔菲的美洲研究所召開了一個高級研討會。與會者以批判的眼光對不同時期經典民族誌作品的寫作進行了文本的和文學的分析，係統而深刻地揭示了文學修辭的應用以及民族誌的虛構性質，並試圖強調文化表述的政治學和詩學。指出經典民族誌中，作者的主觀性與文本表述的客觀現實是分離的，作者真實的田野經曆以一種固定的格式陳述，在田野經曆中發生的感受、困惑、變故和歡快在正式發表的出版物中都被刪除了。然而隱喻、比喻、敘述這樣的文學過程會影響文化的表述方式，作家獨特的寫作風格、生動而信服的描述，說明民族誌具有文學的特性，一部作品應喚起讀者的共鳴，或說具有藝術的結構。提出民族誌寫作的新的自傳體形式，即自我反思的個人田野敘述，以第一人稱單數，使田野中獲得的最重要、最生動、最具情感和情趣的東西，包括人類學家對自己的認識，得以在民族誌中體現。
在傳統民族誌中，多音道是受到限製的，隻有一種作者的聲音；後現代民族誌與後現代世界息息相關，它不是抽象地遠離生活，而是重建日常生活行為，重建自我，重構經驗，單音道的權威性受到了質疑了。斯蒂芬一泰勒（Stephen A. Tylor）認為，後現代民族誌崇尚“話語”而不是“文本”，提倡對話而不是獨白，沒有觀察者，隻有相互的對話，民族誌就是合作撰寫的故事（cooperative storymaking），其理想的形式（polyphony text）就像神話或民間故事。它或許就是對話，或許是一係列並置排列的敘述（a series of juxtaposedparatactic tellings），或許是一係列分別的陳述（a sequence of separatetellings），或許是用對位法交織為一體的陳述（contrapuntal interweaving of tellings）。多音道體現整體問的各個部分，最適於社會的形式，有助於消弭主客位之間的權利問題。
泰勒強調文本過程的特性，它是一種初始解釋的動議，提供討論稿文本讓讀者自己去解釋。提出，後現代民族誌文本的關鍵詞是“喚起”（evoke），而不是“表述”（represent），表述的含義就是權利，打破權利的束縛，必須反對表述、反對作者的權威性，使民族誌擺脫模仿（mimesis）；後現代民族誌是片斷的（fragmentary），因為田野生活本身是片斷的，功能完整的體係以及整體觀理論不過是文學的比喻和人們的想象。他提倡一種新的整體觀（a new kind ofhalism），即文本-作者-讀者為一體的整體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