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研討的焦點是文本理論和文本形式的問題，其對於曆史和理論的回顧旨在動搖過去民族誌表述他文化的基礎。文本結構的概念已經變化，我們認識事物的基礎也發生變化。米開爾-費徹爾提出，民族誌應當描寫不同族性融為一體的世界，而不是描寫不同的文化和傳統。文化不是靜止的，人類學不再以當然的權威口吻講述他者，把他者放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內，遠離現代世界體係，必然建構一種特殊的本文化與他文化關係，必然有強加的權利關係。而文化表述都是有意識的創作，解釋者也不斷通過他們所研究的對象建構自我。民族誌在西方文化之內重新發現了他者和差異，其文本麵對的他文化與其自身相關聯，並把自身看作是他者，這樣，人類學研究普同性和文化的差異，必須考慮民族誌撰寫的新情況：外來的研究者不再是惟一把文化變為作品的人；報導人能夠讀書寫作，他們對以往描寫他們自己文化的民族誌做出解釋，並參與撰寫文化；最後在文化描述中，真實與比喻是不可分的，民族誌描述的意義是不可限定的，不同的讀者會有不同的解釋。詹姆斯·克裏弗德《論民族誌比喻》（on Ethnographic Allegory）對“比喻”一詞釋義為：人物和事件都蘊涵著其他意義的故事，認為，民族誌是由故事構成，其內容和形式都具有比喻的意味，這打破了經驗主義的教條，民族誌表述的權威性由此愈受到挑戰。在談到文化描述時我們不再說“它表述了什麼，它象征了什麼”，而是說“這是一個關於什麼的故事”。於是民族誌的視野更為廣闊，開始進入社會學、小說和文化批評的領域，開始了自我的重構，卷入了“自我塑造”的過程。”
與會者的論文集，由詹姆斯·克裏弗德作序，題為“部分真實”，揭示了民族誌是真實的虛構（ture fiction），是被建構的，是曆史和文化的部分真實。長期以來，人們始終以為民族誌表述應是經驗的直接體現，但在民族誌的寫作過程中，一些無關緊要的人物和曆史場景被有意地排除了；翻譯要表達的意義，不可避免地使用具有表現力的修辭手段；省略、隱瞞和部分透漏決定了代際故事的傳承，也決定了民族誌的寫作；同時，詩學和政治學在民族誌的寫作中是不可分割的，文本創作和修辭旨在強調文化描述是人為建構的，是實驗的，並且合乎道德；科學存在於曆史和語言的過程中，最好的民族誌文本（嚴肅的、真實的虛構）是一係列經過選擇的真實組成，民族誌的真實從來是不完全的、部分的。
由於深受格爾茨關於人類學可作為一種文化評論而起作用的思路的影響，克裏福德主張民族誌詩學的特征是諷喻性的，它所創作的是一種分層的作品，包含了可變的文化布置和對立的政治關注，而這些都在文學現實中被語境化。根據這些原則，馬爾庫斯和另一些人創造性地和批評性地擴展了解釋人類學的視野。文集認為，民族誌從來就是文化的發明，而不是文化的表述；民族誌提出關於文明、文化、階級、種族和性別的終極問題，並解釋這些問題。民族誌應包括曆史民族誌、文化詩學、文化批評，以及所有關於意義係統和文化產品的研究。大部分文章讚同將詩學、政治學和曆史結合起來研究，或將文學理論和民族誌結合起來，一些文章則提倡實驗的寫作形式。總之，都把民族誌的寫作看作是變化著的並且富有創造性。
文集指出，認識到民族誌具有詩學的一麵，不是說民族誌就是文學，局限於浪漫的主觀主義，它可以是曆史的、準確的。我們說民族誌是作品，意味著要達到更細膩和具體的寫作和閱讀，達到文化是互動的、是曆史的這樣一種新的概念和境界。
1986年，克裏福德和馬爾庫斯將文集主編出版，題為《寫文化：民族誌的詩學和政治學》。此書與同年出版的《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一道成為“寫文化”大論爭的旗艦性作品，極大地改變了人類學理論的構架和話語方向。
1988年，第11屆魁北克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大會之主題即“文學人類學”，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文學人類學開始形成一定的聲勢。加拿大布倫斯威克（Brunswick）大學人類學教授波亞托斯（Fernando Poyatos）是這次會議的中心人物，他提交了長篇論文《文學人類學：走向一個新的跨學科領域》，對文學人類學的整體構想和研究程序、範式作了全麵論述。隨後他主編出版了《文學人類學》一書，收錄了這篇論文以及波士頓大學人類學教授波蒂斯-溫納（Irene Portis-Winner）、特拉華大學語言學教授艾寧格（WernerEnninger）等人的論文。波亞托斯認為文學人類學的基本方法應當是符號與傳播的方法，提出了“符號類型學”（the sign-typology）研究模型，用以分析和發現敘事文學中的人類普遍要素和文化特殊要素，並描述這些要素在敘述者與讀者間的互動過程。波蒂斯-溫納則指出，人類學在實質上是一個跨學科的知識體係，尤其是其核心概念“文化”也是一個跨學科的概念。人類學與文學之間沒有截然清晰的界限，文學人類學的關鍵在於文學與其文化背景的關係，考察文化對文學表現形式的模塑作用，並將研究得出的模式與其他文化中的文學模式進行比較，就可以看到相似性中的差異。